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今天的社會，老人似乎不再是智慧的象徵，而成了麻煩、羞愧與無用的存在，這其實是由於社會長期對「老化」（aging） 的忽視所致。因此，從發展角度了解老人的挑戰與困難，是我們理解他們身心靈需求和照護的基礎。

發展心理學家 Erikson 及其妻子 Joan 整理出九項老年人所面對的挑戰──

（1）由於身體逐漸虛弱、肌肉無力、動作笨拙，老人被迫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2）老人也不信任人生選擇的自主能力，意志變得薄弱，事件無法如意的進行，他們重新經歷自主能力的懷疑與羞愧；
（3）這時候，就算回憶當年勇，也必須面對目標與熱情的削弱，只能看著許多計劃遠去，老人為無法自主而對人生感到罪惡感；
（4）國家或社會要求人民勤勉的給予生產力，大部份人一輩子都在證明自己的用處，但老人將無可避免的面對失能且感到自卑；
（5）年輕時在工作、交友、家庭裡，人們有許多角色和層面來自我認同，但老化與失去，讓人們越來越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老人對地位和角色懷疑，受到存在認同的困擾；
（6）有些老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輝煌的工作成就，他們卻有溫暖而小康的家庭生活，但對於沒有這些幸福時光的老人，他們與人連結的能力受限，陷入孤立和孤獨裡；
（7）一般在 30～65 歲，是人們奉獻家庭與工作打拼的時間，這凝聚起人們在社會的責任、義務和關懷後輩的活力，到尾聲時，人們以退休來紀念自己一生的努力，但是不再感到被需要與期待的老人，被頹廢遲滯的感受佔據；
（8）回顧人生，發現自己用一輩子也不懂得何謂智慧，很多後悔的事就在眼前，教人疲憊而沮喪，老人心中累積起一股回顧式的自我厭惡與絕望感；
（9）再老一點，到了身心都明顯退化的 80～90 歲高齡，像第八點的回顧人生的絕望，也變得奢侈，老人的關注可能全完受限於日常機能的顧慮，逐漸步向死亡。

我們可以用 Erikson 的話來總結上面的九項挑戰失敗：「絕望，代表來日無多的感受，時間太短而來不及重新開始，或者換條路 [……] 過去已經經歷過速度與競爭，老年人必須從匆忙和壓力中解放。有的人早就學會，有的人則學得太晚。」

為此，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力量來面對這些絕望：「老年超驗」。

許多研究老化的學者會用「老年超驗」來形容身心機能退化之外，老人所發展和維持的一種正向的狀態。這種狀態與特定宗教無關，而有著心靈的安詳，是人們從物質和理性，上昇到宇宙共融的角度。老年學者們在加入佛家和禪學的觀點後，解釋「老年超驗者」的經驗為──

（1）一種與全世界靈性產生宇宙共融的新感受；
（2）對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時間就是現在，太遠的展望都是渺茫的；
（3）空間緩慢地隨著老人的體能範圍而減少維度；
（4）死亡是調諧的，萬物皆是如此；
（5）自我意識擴展而含括更廣泛的相關他人。

許多人生的智慧，都需要從隱私和孤獨中醞釀。在刻意的、有意識的抽身（深層涉入之「非參與」狀態），老人開始重新定義時間、空間、生死、自我等，又在沉思中，不帶一點蔑視地活出生命。

老人不應被迫從世界抽離，而是有智慧地選擇新的、平靜的生活。Joan 則把這種自我超越稱做：「舞越」（Transcendance），生氣勃勃的真正成長。

「老年舞越」不只是超越、前進、獨立於過往經驗，更也可以是恢復成長過程中所失去的，如遊戲、活動、愉悅、歌曲、舞蹈、謙卑 …… 走過死亡恐懼，用身體、心靈和靈魂的一切去感受與創造。我們期盼這樣的未來，也走在這路上，為今天的老人努力，為未來成為老人的自己努力。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老化（Aging）是在二十世紀才被社會學或心理學家發現的概念，在許多藥物或疫苗被發明以前，人們能活到五十歲已經是長壽，但隨科技發展，人的壽命越來越長，老化便成為了一個全人類都面對的新概念。

老年人有他們的認同危機、適應問題，老年的生活與任務，有待被思考與定義。老人急需要面對的困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1）身體 (soma) 的衰弱化、生病、活力減少；（2）心理 (psyche) 的經驗與記憶間不再連貫；（3）社群 (ethos) 的失去，生產力和關係斷裂。

面對老化的社會，美國心理學家Erikson及其妻子Joan，提出「統整」和「智慧」作為面對老年期的成熟力量。不成熟、缺乏智慧的老人會逐漸變得「輕蔑」，他們的思考變得教條主義、假統整、裝正統，事實上是對年青人正在取代自己，準備要精彩地站上舞台一事耿耿於懷；可是這樣下來，他們會進一步困惑與無助於自己及他人的「離去」（能力的失去，真人的逝去），並最終在「絕望」中無力、生氣、執著、砍斷連結、孤獨至死──他們在身體、心理、社群上真的步入絕境。

因此，老人需要「統整」的力量，把身體、心理、社群好好連結與穩住，才不會掉進絕望的生活裡。同時，老人需要「智慧」的力量，好克服輕蔑的態度與僵化的思考，以坦然與超脫的心，面對離去與死亡。

統整和智慧並非甚麼沉重的美德，要培養這兩個力量，需要的是在所有關係中保持「活力」與「覺察」，並帶著「圓融的目光」，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愛、奉獻和友誼的關係能力。

面對老人身處於一個在身、心、社層面都越來越貧窮的境況，社會還需要怎樣的力量來解救與自救呢？

Erikson 和 Joan 還強調了「適應」的重要性。無論我們能力多高，有多聰明與財力支撐，仍必須學習淡定而幽默的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換言之，老化的藝術就是一次「哀悼之旅」，老人需要哀悼與接受年輕有為一事已經過去，且盡情享受老年期這個新的生命階段，對一切保持聆聽與看見，對年輕人作出欣賞。

如此，生命就慢慢回到原點，得到一種成熟的「希望」，這就像聖經所說「要變得像小孩子那樣…」！希望，是老人有意識地返老還童，投入到真實的愛與關係之中，代表回到「我」本身，找回自己，活得稚氣又成熟。

總結來說，人生走過種種的歷練，智慧的種子在老年期萌芽，成為全新的優雅態度和創造力，這種不屈不撓的生命力，Erikson 稱之為「不變的核心」或「存在的認同」，是老人對過去、現在、未來的統整，是跨世代的連結，是對人類境況的接受，是對自己的超越，是智慧地活得像小孩。

參考：Erikson, E. H., & Erikson, J. M. (2012[1998]). 生命週期完成式。張老師文化。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面對「老年」，你會想到甚麼？一段成功又優雅的老化之旅？還是一段孤苦伶仃的慘況？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有所準備，手握關鍵的力量，才能有效面對老化的事實。

美國著名發展心理學家Erikson和他的妻子Joan合著了一本《生命週期完成式》的重要書作，他們指出在生命週期的老年期階段，智慧（wisdom）及統整（integrity）是兩股最重要的力量。

智慧，並非意味甚麼真知灼見，也不必是甚麼崇高的美德。智慧的字根，是古印度梵文的「veda」，

意思是：去看，去知道，去理解。而發源自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文明裡，蘇美文字的「耳朵」和「智慧」是同一個字，「enki」，耳朵就是指向智慧之神。

智慧，既是通過看見，得以發光，又是藉由打開耳朵接收萬物，傾聽背後的意義而形成的力量。在比喻上，看是主動的，聽是被動的，兩者合二為一，就是一種力量的構成與流動。而由於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無法用眼睛看的，也沒有智慧是不需要分辨與消化的，所以看與聽，也是指「啟示、辨識、洞察」的能力。

從看與聽之中，可見人類的智慧不是抽象的，而是依賴感官知覺來發展的。在日常生活裡，

讓感官的知覺帶領我們走向智慧，就是說更懂得與自然相處，學習好好的感受與沈澱，與重要的他人真誠地擁抱，細聽旁人的故事，看見彼此。智慧，就在這些小事中萌芽，老年結果。

統整，是成熟的另一關鍵力量。根據《牛津英文辭典》，統整的字根是老練與機智（tact），又能衍生出觸覺的（tactile）、連結（contact）、完整（intact）等詞。乍聽之下，

上文提到人類以身體和感官去觸碰世界，一步步回應世間一切，啟發智慧；而觸摸到連結，從連結到完整，我們看到人與人生活在一起的關係連結。老化不應該等同獨立與孤單，卻是統整關係與生活，那是一種創作力的體現。老人的創作，不必是深思熟慮的表現，卻是平凡地管理好每天大大小小的活動，關注如何好好過日子的必要細節，就是這樣簡單與直接，也足夠困難了！

同樣，統整乍聽之下是一個很高貴的美德，但在心理學家眼中，就只是一項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真實感受、建立關係的力量。老人的生活也許很簡單──吃、看、聞、說、觸──統整就是使用這些簡單的方式，與他人建立豐碩與富饒的相遇意義。

智慧與統整，這兩股力量既是從早年慢慢培養而成的，亦是在老年期自我檢視時，可以提醒自己要重新努力追求的、老化危機裡的真正解方。

參考：Erikson, E. H., & Erikson, J. M. (2012[1998]). 生命週期完成式。張老師文化。

文字：本院林佳霈精神科醫師

照顧失智症患者是一條長久的路。過往有不少研究顯示，相較於照護其他身體疾病，失智症的照護工作對照顧者本身，需要情緒、財務、體能各方面的付出，幾乎是其他疾病照護者的兩倍多。

因此，為了能夠持續維持高品質的照護，以下自國際老年精神醫學會對失智症照顧者之建議，簡單整理重點供大家參考，包括──

（一）以和善、關懷、溫和的態度對待失智症患者。

（二）了解疾病本身才是引起臨床精神行為問題（例如懷疑東西被偷、懷疑家人不是家人、半夜遊走、謾罵攻擊等等）之主因，而非個案故意為之。出現精神行為問題並非故意針對照顧者，而是失智症導致。

（三）照顧時要有耐心及彈性，不要一直催促失智症患者，也要瞭解任何事情都並非一成不變。

（四）即使照顧者已經做得非常好，還是要了解病情變壞是可能會發生的狀況，此為疾病所致，並非我們所提供的照護不佳。

（五）要了解疾病的短、中、長期病程發展，並且知道在疾病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行為問題，必要時所有家人及照顧者，都應該從網路或相關書籍得到失智症的相關知識，若有疑問也需要隨時與患者的醫師討論。

（六）如果可以的話，盡量讓失智症患者參與每天的活動，提供日常生活中實質選擇的機會，鼓勵患者感覺自己是重要而且有用的，並且當患者出現正向行為時予以鼓勵讚美。

（七）照顧者需要隨時關心自己的需要，了解自己的極限，必要時要適時對外尋求幫助或喘息。接受家人朋友幫忙自己的日常瑣事，或找他人抒發情緒。

（八）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照顧者要對個案照顧的付出從中獲得成就感，要對每天的生活感到滿意，而非僅僅是單純犧牲奉獻，或是不得不為之。

若家屬或照顧者有任何失智症照護上的疑問，建議應主動與患者的醫師討論病情發展，以得到適當且即時的處置建議，讓照顧這件事可以變得更得心應手。

文字：本院林佳霈精神科醫師

現今社會忙碌，生活壓力較過去更為嚴重，因為失眠而求助精神科的比例增加。雖然助眠藥物的發展愈來愈進步，但此類藥物的不當使用也逐漸增加。

常有人覺得助眠藥物「愈吃愈沒效」而自行加藥，或是不斷希望醫師換效果更強的藥物，卻始終無法安睡。其實，至今沒有任何一種助眠藥物可以完全取代正常的入睡過程。一定要搭配正確的習慣，才有機會逐步回復正常睡眠。

以下是常見的五大「錯誤」睡眠習慣，大家可以一起來自我檢視──

（一）使用手機、電腦至最後一刻才上床
睡前仍在閱讀或是規劃工作，容易讓我們在入睡前持續不停回想內容，使大腦無法放鬆。而且3C商品普遍含有藍光，容易刺激大腦而影響入睡，或是導致多夢而影響睡眠品質。
建議 ✅ 睡前一小時就應避免使用3C產品。

（二）睡不著仍持續躺在床上
一昧的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或是不斷提醒自己要睡覺，都只是增加身體的緊張度，反而更難入睡。
建議 ✅ 當入睡出現障礙時，應離開床鋪作適當的放鬆，待有睡意時才返回床鋪。

（三）平日超長午休，假日睡到中午
規律作息才能確保生理時鐘的正常運行，過長的補眠對身體修復有限，而在不同的時間入睡，破壞身體的恆定性，只是更增加睡眠困難。
建議 ✅ 午休應控制在30至60分鐘，假日補眠也僅需較平時多睡一小時即可。

（四）助眠藥物自行加量
每種藥物都有安全劑量及藥效，自行加藥容易增加依賴性，也更容易造成起床後感覺昏沉無力的副作用，但往往會誤認為是睡不好而又服用更多的劑量。
建議 ✅ 有調藥需求，一定要先與自己的醫師討論。

（五）認為一定要睡足夠的時間
隨著年紀增長，所需要的睡眠時間反而愈短。「短而持續的熟睡」會比「長卻易中斷的淺眠」更可維持身體正常機能。
建議✅不需在意睡眠的長度，但需重視睡眠的深度。

另外，例如睡前從事劇烈運動或大量進食，或是臥室過於明亮、吵雜，都會讓身體無法放鬆，自然也就無助於睡眠。

短期睡眠失調可藉由一至兩週的低劑量助眠藥物作調整，但若服藥後未見明顯改善，或是需要長期服用助眠藥物才有辦法入睡，則建議大家就要同步自我檢視調整睡眠習慣。

如有進一步疑問或需求，歡迎大家再與精神科醫師作相關討論，確認有無其他影響睡眠的干擾因子。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很多需要求助心理諮商或身心科藥物的人們，往往在小時候，其實飽受著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所稱的「有毒教育法」（poisonous pedagogy，又譯「黑色教育」）的折磨與傷害。

「有毒教育法」一詞不難理解，就是父母或長輩以「把小孩教好」、「為他好」、「快快長大學乖」為名，而用收回愛、隔離、侮辱、恐嚇等方式實施家庭教養。

除了上述這些行為和語言上的直接傷害，「有毒教育法」也會間接地以未經驗證且錯誤的觀念傳遞下去。以我們自身為例，回想一下華人的教養文化裡，總會發現許多關於「應該怎樣思考、行動、執行，在家中奉為圭臬」的育兒觀念。

這些觀念總是一代一代的傳遞，彷彿是無法被修正的存在，讓許多小孩及他們的父母本身，都深受其害。然後，當小孩子長大，成為年輕爸媽時，卻又輕易地複製出同一套「有毒教育法」，讓人們成為自己小時候所討厭的那種大人。

米勒整理出16項「有毒教育法」，讓我們一起檢視自己家裡被說中多少項吧：
1. 父母應該被尊重，僅因為他們是父母
2. 小孩無需被尊重，僅因為他們是小孩
3. 唯有服從，才使小孩變堅強
4. 唯有責任感，才能培養出愛
5. 柔情有害（不打不成器）
6. 禁止仇恨就能消除仇恨（打不能還手）
7. 高自尊心，一定是壞性格
8. 低自尊心，才能利他慷慨
9. 不必回應小孩的需要，在挫折下才會成長
10. 嚴格與冷酷的教養，是讓他們準備迎接世界的真相
11. 虛偽的感恩，總比真誠的負義要好（假好人比真小人好）
12. 你做的說的，總比你實際是怎樣的人重要（身教不太重要）
13. 身體是骯髒與令人嘔心的
14. 感受與情緒強烈是不該的
15. 父母（把小孩生下來）不是來受氣的
16. 父母總是免於罪的，父母總是對的

從這些我們一定聽過的觀念中可見，其實每一項都可以跟另一項衝突，把當中的一些組合起來思考，會發現「有毒教育法」內含一套奇怪的邏輯，舉例來說：
（1）因為世界是殘酷的，所以父母便不必善待小孩，不斷的挫折其實是小孩的提前成長作業；
（2）父母可以用髒話，罵講髒話的小孩；
（3）父母在小孩面前可以裝好人，但實際人品其實很壞。總之，父母是對的，小孩無權去抱怨與責怪，且最好收斂自己的情緒，討厭身體的感受。
──如此，人們就以「有毒教育法」培養出所謂的「好小孩、乖小孩」。

除了荒謬與無理，這些幾乎不分東、西方的「有毒教育法」觀點真正的遺害，實在是重重地壓抑了個人的自發性（Spontaneity），讓人們總是受失去愛、自貶、恥辱的焦慮困擾。

讓我們杜絕「有毒教育法」，為自己、上一輩、下一代都創造更加身心健康的環境。

參考：Miller, A. (1983). For your own good. Farrar, Straus, Giroux.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不論你是父母還是孩子，或是某個家庭的鄰居，在日常生活裡應該總會遇過一種「父母失手，以打罵、甚至虐待方式，對待自己平時很疼很愛的小孩」。我們不禁好奇「應該是好人」的自己或鄰居，怎麼會變成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父母本身性格或脾性十分壞，他們的確是別人眼中的好先生好爸爸、好太太好媽媽。但問題是，在跟小孩相處的教養事宜上，父母有時候缺乏「情緒設限／線」！面對小孩的吵鬧與要求，這些父母一開始總是不斷退讓與忍受、盡力去滿足，然後某一個時刻，他們卻發現受不了，被一種內爆的情緒帶走：發生怒罵或家暴。

因此，按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的說法，不會「情緒設限／線」的父母，其實也在虐待自己，沒有學到在教養事宜上作情緒上的自我保護，才會讓「忍受→失手打小孩→內疚→自責→承諾要對小孩好→缺乏情緒設限→忍受→第二次失手……」之類的家庭情緒事件循環上演。

同時，愛麗斯‧米勒認為這些父母往往有著自己的童年創傷，但他們卻堅持自己的童年過得十分美好。這是甚麼意思？人們如果認同了父母的管教方式（如打罵教育），或出於壓抑不快童年（如常常被情緒不穩的父母傷害）的動機，都可能會採用「理想化」防衛，讓自己主觀地相信童年沒有甚麼傷害，甚至過得很幸福。

由此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可見許多父母偶爾的失常、情緒的暴怒，其實源於童年或潛意識裡未處理的創傷。這個傷口一旦在教養小孩的過程中被誤觸，就可能重演家庭悲劇。因此，愛麗斯‧米勒認為世界上：「沒有大人是純粹的野蠻和殘忍，也沒有父母能被陳腔濫調地分為『好父母／壞父母』之別，有的是人們不自知的創傷，造就著下一代的創傷」。

其中一種創傷，是父母總是被青少年孩子的情緒和相關表達的行為（如憤怒、生氣、叛逆、相愛、性慾、熱忱、喜悅、魅惑、悲傷、痛楚……），嚇了一跳；換言之，父母在自己青少年的時候，情緒和感受是十分壓抑的。所以，那些帶著創傷的父母，都恐懼孩子的青春期到來，彷彿小時候給過的教育和防範措施都直接宣布失效，父母不知道如何面對孩子時，就只好用打罵的，或偶爾的情緒爆發來應付。

青少年總是想要為內在的情緒感受找到完全的表達，但這又反過來嚇壞了父母與社會。有時候一些行為會讓自己置入險境，比如犯罪，或因為情緒失控（帶創傷的父母無力應對下的結果），便被視為有情緒疾患而去精神科。

因此，讓父母注意到自己青少年的時候有多麼壓抑，或去發現身心不自知的創傷，並去療癒它，心理學上是十分重要的！

當父母自己有情緒或性格上的創傷，他們往往無法與青少年子女建立好的關係，甚至造就下一代的創傷，這就是為何青少年會開始吸食毒品的原因之一──在某種意義上，使用毒品是青少年消弭內在真實的感受，好適應家庭與社會要求的方法。毒品是青少年自我懲罰的方式，讓情緒生命變得空虛與空洞，不再知曉內心真實的感受，即透過毀滅「真我」的種種感受，讓自己以殘缺的方式適應家庭和社會。

為了自己，為了下一代，童年創傷的修復和學習有效的親子相處理念與技巧，都是值得我們用心關注的人生議題。

參考：Miller, A. (1983). For your own good. Farrar, Straus, Giroux.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靈魂到底是甚麼？這是一個哲學暨心理學的問題！哲學家笛卡兒把「心靈」（psyche）等同於非肉身的「靈魂」（soul），這也是人類之所以比其他物種更高貴之處。

另一方面，靈魂在哪裡？笛卡兒認為心靈或靈魂是棲身於松果體之中，後來醫學界認為心靈是住在延腦、紋狀體或胼胝體裡。無論如何，心靈都彷彿只是居住在機器裡的神祕幽魂，但這個幽魂又是如何與身體連結與互動的呢？這就是一個「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醫學觀」未能回答的問題。

再者，靈魂會生病嗎？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醫學觀假定「意識」與「理性」等同，那「瘋狂」就必然被視作源於「身體」的疾病，如器官、神經、大腦、遺傳之類的問題所造成。但是把瘋狂問題身體化之後，「精神疾病」便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笛卡兒的理論預設了心靈是不會生病的。

進一步而言，如果精神疾病只是「身體」的問題，便很容易造成「精神病人的話語只是胡言亂語，沒有意義」的結論。面對醫學權威對病人聲音的忽視，不少精神病患者都提出抗議。在英國，筆名為 Warmark 的精病患便在自傳中強調：「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不知道另一半的人如何生活，尤其是瘋狂的經驗總是不被旁人理解！」

抗議者還有詩人克萊爾（J. Clare, 1793-1864），他在1831年起在數間療養院度過他的餘生，他說：「他們切下我的頭，從耳朵拿走所有的字母、母音與子音」。另一位生病的作家珀西瓦爾（J. T. Perceval, 1803-1876）在住院期間，認識到醫護人員未曾認真聆聽他的要求：「他們從未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些甚麼，為甚麼我要服用這些藥物。他們也從未問我：想要甚麼？喜歡怎樣？會不會反對這樣或那樣？」

直到1974年，仍然有英國精神科醫師 R. Hunter 與 I. Macalpine 主張精神病患罹患的是腦部，而非心靈的疾病；因此，病人的話語只是痛苦的呼喊，沒有聆聽與理解的必要，醫者不必多花時間去跟他們聊聊。諷刺的說，這種醫護觀正是把精神病患者當作沒有情感、意志、判斷或感受的木頭人。

是自1750年開始，上述身心二元論及引發的醫護觀才有了緩慢的轉變。哲學家洛克認為感覺資料在轉化成意念的過程出錯，才會引致瘋狂的問題。庫倫（William Cullen）醫生延伸此觀點，主張瘋狂是源於神經的過度刺激，是神經系統失調所致。庫倫的學生阿諾德（Thomas Arnold）進一步區分出「想像性瘋狂（幻覺）」與「概念性瘋狂（妄想）」。這些思考的轉變，一步步把瘋狂視為一種心理病變，並在20世紀導引出各派心理治療的發展。

今天，精神醫學的主流逐漸回到「身體－大腦」的潮流上，遇上精神症狀，就是讓病患吃各種的精神藥物，與之抗衡的是強調自由與政治正確的「後現代」潮流，認為精神醫學與診斷都是污名化個案，極端派還會拒絕藥物介入。

宏濟醫院的醫療團隊是如何想的？實事求是，讓證據說話！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好幾位醫師或心理師，都有長期投入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實務經驗），精神疾患是介於身與心的問題，因此在門診與住院治療中，我們藥物與心理治療並行，只求個案得到最佳的治療管理，重拾身心的健康。

雖然許多精神病患者的回憶與堅持中，總有一句「瘋子也是有理性的」，但他們的確又說著「我曾與前總統私通」或「上帝給予我令台北市重生的任務」之類的話，那要如何聆聽？我們不必把病人的話視為非理性的廢話，卻要找到方法尊重他的主體經驗！

「藝術治療」也許是聆聽以外的一種尊重。西方在過去的人文主義吹拂下，一些療養院已經會鼓勵病人從事繪畫，如伯利恆醫院的許多精神病患者，平日雖然有嚴重的幻想與妄想，但也產出了好幾位藝術家病人。直到1870年，精神醫學才開始注意病患的畫作，認為這些創作有著疾病診斷的價值。比如 Cesare Lombroso 醫生便在《天才》（1888）一書歸納出精神病患者創作中的若干特徵，如扭曲、重複、中東風味、古怪……試著從中找到診斷的根據。

然而，更多療養院體系的醫生們鼓勵病人創作，並不是要從中發現甚麼病理圖像來診斷，而是希望病人能夠藉自我表達，達到心理治療效果。我們相信透過他們的藝術創作，心靈的每一吋幽暗處也得以慢慢被理解與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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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Oxford.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精神病患者被污名化，不是今天或昨天的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法篇》就說過：「一個人如果瘋了，必須限制他不得在城市自由活動，而他的家人必須盡其可能地照顧他。」可見這種古老的恐懼延續了兩千多年

「家裡有人是精神病患者」往往對照顧的家人們來說，是件可怕又難以啟齒的事。不少上一代的台灣家庭都認為這是「家恥」，而日本的文化亦同樣，直到二十世紀，瘋得比較嚴重的人，必須監禁在家裡。在西方的話，瘋人可能被家人關在地窖或豬舍。

東、西方在面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仍是有重要差別的。不少十七世紀的療養機構，是由基督宗教團體組織的，好安撫社會的傷口。後來十八世紀興起的私人療養院，又提供了注重隱私與豪華精神醫療的服務，給中產以上的家庭申請。

某種程度上，西方的精神療養院之能夠興起，是在混合消費經濟體系中，一次對各方的需求、權利與責任的成功協商。

當代最富盛名的醫學社會史教授羅伊，波特便主張：「是先有療養院的存在，而後為了處理眾多病患，才有精神醫學的發展」換言之，為了治療病患，心身治療的技藝才得以開拓，療養院成為（當時）恢復精神健康的優先選項。

另一方面，精神病人在過去也並不一定被污名化。那些頭髮有雜草、衣衫襤褸的瘋子或傻子，有時候被冠以「唯他獨醒」的美名。希臘思想家把「神聖的瘋狂」與「藝術」作連結，這是對精神病人的一種神秘化、藝術化、浪漫化。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有時候被認為就是瘋子，而他們自己也樂於從夢境與幻想等瘋質中，找尋創作的靈感。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之中就把「瘋人、戀人、詩人」的想像力作並列，而德萊頓（John Dryden）的詩也說出類似觀點──偉大的智慧與瘋狂，只有一線之隔。

文藝復興以後的人文主義者，尤其鍾愛一種悖說：在一個卑賤的守財、自私、獨裁的世界中，傻子，不論是半瘋、真瘋、還是假瘋，仍是社會裡唯一清醒的人。可見，瘋狂一再披上不同的外衣，體現著多方面的社會複雜意義。

那些充滿奇想或創造力的正常人與瘋子或傻子間的分野，並不是命定的。在不同的時空與文化裡，誰瘋狂、誰正常，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英國作家伯爾特（Robert Burton）便宣稱：「我們都曾瘋狂」。

也許正常與瘋狂，只是一道彼此滲透的光譜，而非截然區分的兩個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也是我們身為人而能夠彼此關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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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Oxford.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認為人的心理（psyche）是「理性、精神、感情、靈魂」四者所組成，亞里斯多德則進一步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今天，人類常常是以「理性的動物」來自我定義。理性的心靈是藉由尊崇秩序、邏輯與道德來建立的。

但人類終究只是人，非神，心靈還是會生病的。那心靈是怎樣生病的？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排除了超自然學說，主張各種情感疾病都來自腦袋出問題。而腦袋之所以出問題，希波克拉底認為攏是體液（humors）害的。

在「體液理論」的觀點下，健康的身體體內體液維持著動態平衡。好比就性格來說：
(1) 血液（blood）太多便衝動易怒
(2) 黃膽汁（choler）太多會嚴厲苛刻
(3) 黏液（phlegm）太多代表行動拖延
(4) 黑膽汁（melancholy）太多就會使人憂鬱
血液與黃膽汁過多都會導致激動不安，躁症；而黏液和黑膽汁過多，便會導致情緒低落，憂鬱症。

到了中世紀以後，威廉‧庫倫醫生（1710-1790）認為瘋狂是神經系統的問題，他首創把神經系統失調稱之為「神經症」（neurosis），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佛洛伊德（1856-1939）則強調這名詞的心理學意義。

可以說，當代的精神醫學，是整合了前人解釋瘋狂的模式，即精神疾患或情緒困擾是介於「身體」與「心智」的，除了是身體（腦、器官、神經迴路、基因）的問題，也是成長過程（童年、環境、關係）造成的。

從上文可見，古希臘人很早以前就試圖以體液理論，對「狂躁」與「憂鬱」的心靈作出解釋，即今天所謂的「雙極性情感疾患」其實早就出現在人類心中。

然而，「憂鬱」是在醫療化與理性主義下，才被「疾病」完全收編。蘇格蘭醫師George Cheyne（1672-1743）描述一種只出現在進步、富庶、競爭激烈國家的菁英階層身上，在啟蒙時期風行的「英國病」：自戀又體弱多病者的形象！這些有著敏銳感受的活躍心靈，為了逃離焦慮與憂鬱，不斷尋求聚會、音樂會、玩牌、擲骰子等娛樂。

因此，文藝菁英ｘ上流社會ｘ憂鬱症，三者從此彼此生輝，「沒有發瘋，只是神經質」成為氣質優雅的人才獨有的憂鬱。而且，憂鬱天才一開始其實是男性的權利，英國文豪Oscar Wilde憂鬱的氣質與文字，便為他贏得了海量的粉絲。但十九世紀中葉女性解放運動後，女性反成為憂鬱症的主要受害者。直到今天，憂鬱常與脆弱、失敗、無能感等負面用詞牢牢地綁定。

而精神醫學界或心理治療工作者也會發現，憂鬱或躁症已經是一種普遍精神底蘊。當然，它或許是變形成各種新的精神問題，如女性的厭食症、暴食症身體化疾患；或男性身上的邊緣/自戀性人格。

精神疾患，在不同時代、理論、醫學、文化的觀點下，有著多元意義。但無論如何，為了身心健康，我們都需要應對憂鬱情緒。因寫下《憂鬱的解剖》而著名的英國作家Robert Burton以自己作為憂鬱症患者的身份，勸誡其他患者「不要孤獨、不要懶散」！

如果憂鬱症患者能夠在現實上，得到他人的同理與陪伴，或能夠因為做點別的工作，而轉移掉心裡的壞心情，其實都是康復之路的重要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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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Ox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