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強迫症(下):治療方法、四步驟、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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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 湯華盛前院長 資料 &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編改

目前針對強迫症的藥物治療,是以抗憂鬱劑(SSRI)為主,合併抗焦慮劑或抗精神病藥物,症狀的改善率可達50%-60%,但大部分停藥 4-8 週後將會復發。

而針對強迫症的心理治療,則是以認知行為治療(CBT)為主,症狀的改善率 70%-80%,治療效果約維持 2-3 年。認知行為治療當中的「暴露-不反應法」是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故意讓患者暴露在強迫症的擔心與焦慮情境當中,而不得去執行強迫行為。進行「暴露-不反應法」的時候,可以由焦慮度最低項目開始,排列順序,並填上治療順序,逐一練習。

從「不念經→忍受焦慮→情人健在」,讓患者認知到「強迫信念」不會發生,發現「強迫行為」是個錯誤調節,藉此重新增加患者腦部正常合理的神經連結。

因此,歸納認知治療的觀點,治療強迫症有兩個要點:
(1) 先找出不合理的假設與想法:強迫症患者常有不合理的自動化思考,治療師要讓患者充分瞭解到這些不合理思考的「常見類型」,以及他有哪一些符合的類型。
(2) 再去辯駁不合理的自動思考:通過不同的治療手段,如「暴露-不反應法」或「思考中斷法」,患者認清自動化思考的「不合理性」,並逐步以合理的、正常的思考取代。

我們也可以把上述兩個要點,重新表述為治療的四個步驟:
(1) 再標記:這是強迫症狀,但不是我。
(2) 再歸因:這是我腦部的缺損。
(3) 轉移注意:不做強迫行為,改做其他活動。
(4) 再評價:在認知上減低強迫行為的重要。

而根據宏濟醫院前院長湯華盛醫師的主張,不論是用藥物治療、心理治療、還是每天與疾病的對抗裡,他認為治療強迫症有「八原則」
(1) 學習放下,不要放棄
(2) 背水一戰,絕處逢生
(3) 與病共存,絕不共舞
(4) 要有行動力
(5) 要工作或活動
(6) 不跟別人比較
(7) 有捨才有得
(8) 將成功的經驗記錄下來

認識強迫症(中):完美主義、低病識感與不合理假設作為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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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 湯華盛前院長 資料 &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編改

目前學界就強迫症的成因,主要分為三種,分別是 (1) 生物學說、(2) 學習理論、(3) 分析理論。

(1) 生物學說:是指強迫症是由神經傳導物的失調以及腦中神經迴路的錯亂所引致,如腦內尾核的訊息過濾功能出錯,額葉的計畫、整合、控制功能失常等。
(2) 學習理論:是指患者借著儀式行為來減低焦慮,這種解脫感成為回饋,後來反而更加強了強迫行為本身。即強迫思考促使強迫行為,而強迫行為因減低了焦慮被被反覆,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種學習來的行為。
(3) 分析理論:主張強迫症是針對個人潛意識衝動的心理防衛反應的結果。小孩子在生命早期對父母都有衝動,但這攻擊性後來被強迫性症狀給控制住。

上面說的太複雜看不懂?沒關係,我們可以簡單就「完美主義」、「病識感」和「不合理假設」來了解強迫症──

完美主義在強迫症中有特定的角色。完美主義讓個人覺得要為負面事件負上責任,會導致不斷地重複檢查,以防止負面事件的發生。因此,「重複檢查及精準要求」等的完美主義傾向強度可以用來預測強迫症狀。然而,對強迫症患者來說,重複檢查只會導致更多的懷疑,而不是確認與安心,因為重複檢查會導致模糊,人變得越來越不信任自己的記憶。

病識感則是指患者能不能辨識自己「在生病」──在強迫症中,指對某個信念是否為真,且多少受到此信念的影響而去強迫執行某行為的意識感知。病識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1) 良好/尚可的病識感:患者認為強迫信念「一定」或「可能」不是真實的,至少是對它「半信半疑」。比如一位女士認為不把鞋子放好,小偷就很可能在半夜爬進屋內。而她仍能自我駁斥這個強迫信念的真實性,把鞋子放好的強迫行為便不會「太強迫」。
(2) 差病識感:患者認為強迫信念「很可能」是真實。比如他們要是出門前不洗手 40 次,待會出門就很可能會被公車撞到。為了不讓這個「很可能」發生,便發展出每次出門前洗手 40 遍的強迫行為。
(3) 沒有病識感:患者完全相信強迫信念是「真實的」。只要忘記念經,他的情人一定會出事;而如果他真的忘記做,但情人還平安,他便會以更奇怪的方式來解釋原因。這時候,強迫信念也就變成一種「妄想信念」。

最後,我們也可以說人們之所以會患上強迫症,是因為他們的認知常常保有六個不合理假設:

(1) 過度的「責任感」:沒去預防傷害發生和導致傷害是一樣的;
(2) 過度強調「想法」的嚴重性:彷彿壞的想法就等同做了壞事一樣;
(3) 過度關切控制「思考」的重要性;認為必須完全控制任何的思考和衝動;
(4) 高估潛在的「威脅」:總是想著小差錯將會變成大災難;
(5) 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只有絕對確定某件事才能稍稍安心;
(6) 過度要求「完美」:任何小瑕疵都表示工作還沒有完成,自我責備。

後疫情時代的心理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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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黃冠婷臨床心理師

自2020年疫情開始至今,我們經歷很多不同的時期。原以為疫情逐漸平靜下來,但五月時又突然爆發、確診人數不斷突破新高。隨著疫情變化,我們也學著與病毒相處,共存已成為日常。

然而,新的擔憂隨之而來,像是擔心確診、傳染給家人、被隔離影響工作、經濟壓力等。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試著照顧自己的情緒,維持心理的穩定和平靜。

(1) 接納及調整負面情緒

疫情間容易出現沒安全感、焦慮、憤怒等感受,首先我們要知道,會負面的心情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試著找到合適的方式來舒緩情緒,例如和朋友聊天、畫圖、運動等,或是練習腹式呼吸,藉由呼吸將注意力重新專注在自己身上,透過深呼吸活化副交感神經、平靜心情。

(2) 減少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感:

醫療方面,了解居家附近資源,例如快篩站、就診醫院、藥局;工作方面,了解公司疫情應變措施、請假規則、政府補助;家人方面,找到可以協助的幫手,例如親友、鄰居、臨時托嬰。我們沒辦法控制病毒,但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做好準備,找回自我控制感。

(3) 維持支持、加強聯繫:

疫情拉遠了人際間的距離,不過還是有些方法幫助我們維繫關係。利用網路和親友保持聯絡,是個不受地區、疫情限制的安全方式。聯繫時可多採用電話、視訊的方式,加入了聲音、表情的對話,會更有親切感;另外,戴著口罩對話會遮住臉和表情,在說話時注視對方眼睛、多些肢體語言,幫助我們更好的溝通。

雖然疫情變化多端,但相信我們還是有能力可以面對這些變動,讓我們在這個後疫情時代中,找到心中一片寧靜。

認識強迫症(上):馬克白效應,強迫思考與強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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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 湯華盛前院長 資料 &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編改

你會特別怕髒、怕污染、怕病菌、怕不夠對稱、要求完美,甚至要建立一套特殊的儀式來應對嗎?──你知道這可能就是強迫症的症狀之一?

你又可知道,很多名人都有強迫症嗎?美國億萬富翁、航空鉅子霍華‧休斯(Howard R. Hughes)生前就患有嚴重強迫症,他怕細菌感染、不斷清洗,晚年更將自己隔離在家裡。名人查理絲‧塞隆(Charlize Theron)對衣櫃有強迫擔心,她得反復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化妝物品。而《霹靂嬌娃》(Charlie’s Angels)的女星卡梅隆‧迪亞茲(Cameron M. Diaz)就因為害怕門把上滿佈細菌而不敢碰把手,除此之外,她還要每天洗很多次手。

英國詩人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馬克白》(Macbeth),裡頭講述馬克白夫人在唆使丈夫謀殺國王之後,拼命想要洗掉手上的血跡。心理學家常引用這段故事,把藉由強迫性的反覆洗手以洗去罪惡感的心理狀態,稱之為「馬克白效應」。馬克白效應說的,就是強迫症。

強迫症的終生盛行率為2-3%,性別比率差不多,為男:女=1:1.1,一般發病年齡為19.8 ± 9.6歲。患者的智商與一般人沒顯著差別。若有共患的疾病,主要以重度憂鬱、社交畏懼症、單純畏懼症等為主。經過雙胞胎與家族研究的發現,家族裡患強迫症的比率較一般人高。

強迫症在病程上有許多種類型和變化,下述四種型態各佔四分之一:病情連續且沒有變化;病情連續但慢慢好轉;陣發後有部份緩解;惡化或陣發後完全緩解。

根據目前的精神醫學定義,強迫症分為強迫思考(Obsession)及強迫行為(Compulsion):

(1) 強迫思考:是指患者有重複且持續的想法、衝動或心像,因為不恰當而導致明顯的焦慮,且這情況並非對實際生活問題的過分擔心。患者會用動作或其他想法來壓抑與忽略這來自患者自己內心的想法、衝動或心像。
(2) 強迫行為:則是指因強迫思考而反應的重複行為(例如洗手、檢查等),這些反應是為了減低難過、焦慮或害怕的情境。

而〈耶魯—布朗強迫症狀檢合表〉又把強迫症中的強迫思考與強迫行為作細分:

(1) 強迫思考:包含「攻擊、怕受污染、性、囤積(或節省)、宗教、要求對稱或精確、身體、其他樣式」八個種類。
(2) 強迫行為:包含「清洗或清潔、整齊及安排得體、檢查、重複、計算、囤積或蒐集東西、其他樣式」七個種類。

在很多時候,強迫症患者其實很清楚強迫思考與強迫行為是過分與不合理的,且都在浪費生活時間。既然他們受苦於強迫思考或行為,對工作社交活動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影響,那麼患者為何仍然無法控制自我、停下症狀?按今天神經醫學的研究主張,強迫症是大腦皮質-紋狀體-視丘之神經迴路障礙,這不是單靠意識、意志就能簡單控制的。

以心理學層面來看,強迫症患者一般有兩個明顯的人格面向,「較低的探險性」及「較高的避險性」。這種因為過度防範危險,而努力避險的性格,也代表強迫症主要的肇因是「評估系統」出問題。即一個人在遇到一個負面的想法或是事件時,已無法評估其是否重要或有否意義,讓「想法」或「事件」變成都得要避免的危險。這個失常的認知,將逐漸發展成強迫症。

如果您也是一位「馬克白夫人」,很鼓勵您到宏濟或其他相關醫療單位諮詢,讓醫師協助您處理擾人、耗時又痛苦的症狀。

認識精神疾病(下):精神科藥物迷思與需知,相處心態與復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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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 林佳霈醫師 &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合修

許多病人與家屬最擔心的,莫過於「是不是要吃一輩子的藥?」──其實精神疾病就如同其他的疾病,有一些要吃比較久,如躁鬱及思覺失調症等。但也有些狀況逐漸穩定、恢復良好後,便可慢慢停藥,如焦慮症和憂鬱之類。

病人也常常「以為病情已經好轉」而自行停藥,但這往往造成病情反彈與復發。或是服藥後產生肢體僵硬、手抖、流口水、增重等副作用,便自行停藥,面對這些不適與問題,病人可以主動跟醫師討論,看是否要降低劑量、改用其他藥物、換成長效針劑、或在討論後作暫時計劃性停藥。

另外,一種常聽到的問題是「精神科藥物可不可以合併別的藥物一起使用?」,答案是:「要看是哪一種藥物!」。藥物成份眾多,藥性複雜,合併使用可能會有交互作用,因此建議無論是服用哪一種,都要先跟醫師或藥師討論確認過是否可以併用。還有要注意的是,不可以喝酒同時又吃藥!兩者的交互作用可能會增加酒精和藥物對身體的負擔,也減弱了藥效。

同理,一些精神病人會擔心藥物影響懷孕,但其實不是每一種精神科藥物都對胎兒有害,因此,生產前,病人和家屬可跟醫師一起計劃,討論孩子出生後的照顧問題,比如壓力管理、睡眠品質、產後憂鬱。

雖然精神疾病是大腦生病了,但是心理諮商或治療仍對情緒困擾、認知調解、環境適應有著重要幫忙,必要時可併用「藥物」及「非藥物」(諮商,心藥)介入,以達到對身心腦的最佳照護。當病人固定回診與諮商,發病頻率減少,甚至生活功能已有相當的復原,便可先與醫師討論下一階段的、最合適的照護方式,一步步重新找回病人的「成人感」!

別忘記,病人也可以是個成年人!

無可否認,精神病患者因為大腦生病而導致的情緒失控或思考異常,這些問題造成不少溝通上的困難,如焦慮症患者有時候看似「小題大作」,或憂鬱症者表現得像是「過度敏感」。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長期生病下,難免會漸漸出現一些負性行為,如變得懶散、人際關係退縮、失眠、表情冷漠、關係薄弱、日夜顛倒等。──家屬與朋友都需要學習包容。

但無論怎樣,罹患精神疾病不代表甚麼事都沒有能力獨自完成。我們無需把病人完全當做生病的小孩,卻要保持某種「成人關係」來看待他們,尊重他們,培養責任感,信任自理,過多的擔心反而會促使病人退化。 在病情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家屬可跟病人一起討論生活部份可行的方法,目的是讓病人也能發揮成年人的功能,看見每個人的獨特個性,找出最適合彼此相處的溝通方式。我們要承認一個現實:照護精神病人,讓病人好好當成年人,需要花比較多的心力和努力,但這是正確的方向。

當精神疾病患者在適當照顧後病情逐漸減輕,下一步就是盡早恢復日常自理、工作、甚至婚姻之類的生活功能。要協助精神病患者重新融入社區生活,就得兼顧他們的「食、衣、住、行、育、樂」方面。日常去圖書館、電影院、教會、社區活動等,都有助(正在)康復者重新建立人際互動、提升生活品質。

而以目前台灣的狀況,患者可去的復健機構主要可分為六種(按 病情的嚴重 → 穩定 排列):
(1) 精神護理之家:專門照顧慢性化且需要生活照顧的病患,在環境上會比慢性房病來得自由與人性化
(2) 慢性住院與日間復健病房:讓病人能在醫療人員協助下,逐步訓練人際互動與回復自理能力
(3) 居家治療:讓醫療團隊能定期到府訪視與協助
(4)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以人際互動技巧及獨立生活訓練為主
(5) 社區復健中心或康復之家:白天社區工作訓練,晚上回康復之家休息
(6) 職業重建中心:學習訓練、工作媒合,但平時只住家裡

不少精神病患者在病情穩定後,經過庇護、訓練或支持性就業服務,都有回歸社會與正常工作的能力。一開始的媒合可能以洗衣坊、洗車場、清潔員、助理等低強度的工作開始。

如有親友協助,可讓病人到公司試職,便能夠在較有保障的環境下逐漸培養出工作技能、抗壓性與人際互動能力。如果病人很快就不去上班,可先澄清不去工作的原因,免用斥責的方式,卻要以「需要怎樣的協助來克服困難?」的支持性角度去陪伴病人走出難關。

唯有認識精神疾病,才會降低恐懼不安。家屬或工作伙伴,平時可閱讀相關書籍及衛生小冊、接受精神疾病的衛教、課程、團體,和參加一些家屬互助團體等,甚至來宏濟醫院跟我們的醫療團隊諮詢。

參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出版之《精神照護66問》

認識精神疾病(上):精神疾病迷思與成因、相處原則與求診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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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 林佳霈醫師 &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合修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約有四分之一人可能在一生中曾患上憂鬱、焦慮、失智等的精神疾病。面對精神疾病,今天的社會雖已多了認識,但認識之中也不乏迷思。比如有人以為所有精神疾病都會家族遺傳,或是認定罹病後一輩子都不可能康復,還有把所有精神疾患都視作暴力傾向。

事實上,不同的精神疾病有不同的遺傳機率。一般來說,精神官能症(neurosis)如焦慮症,以後天為主;憂鬱症的遺傳機率較低;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及思覺失調症的遺傳機率較高。但即使父母都得病,孩子罹病的機率其實也不到50%。而父母教養方法、情緒反應、個人體質、後天的環境壓力、虐待與心理創傷等,都以不同比例方式導致精神疾病發生

無可否認,有部份精神病患在受到刺激時可能會產生暴力傾向,但這被媒體過度渲染;事實上,暴力行為只發生在極少數病人身上,如發生妄想症狀時以為別人要害自己,這類病人才會作出自衛性反擊。

恐懼源於未知,讓我們進一步認識精神相關疾病:從「精神官能症」到「精神病」,醫學上像是一個光譜,前者是指非重大的精神疾病,如常見的焦慮症、輕鬱症、強迫症、畏懼症、恐慌等,患者一般會自覺有精神問題(具病識感);後者是指相對重大的精神疾病,如憂鬱症、妄想症、思覺失調症、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之類。

「精神官能症←→精神病」的光譜上,兩端都是由多病因造成的慢性疾病。包括遠因:(1) 生物、遺傳、神經病變,(2) 成長、教養、環境、虐待、心理創傷;以及近因:(3) 生活壓力、疾病、酒精毒品,(4) 人際環境壓力、適應、重大生活事變。

面對複雜的病因,家屬可先學會分辨「是否為發病前兆」。人們總是害怕精神疾病患者有情緒,但合理的、有原因的情緒發洩,其實都是屬於正常的表達,除非有明顯食慾改變、日夜顛倒或暴躁易怒、持續三天至一週,便可能是發病前兆。同樣地,心情興奮不一定是正常表現,如果病人興奮時間太長,或是突然在幾天內激動無眠,這興奮的程度可能是躁症發作或其他症狀惡化的徵兆。

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路上,他們需要「家庭、醫院、社區」的三重幫忙。

家屬在平日的相處與照護上,應避免與病人衝突、或以言語刺激其情緒,而可以試著營造「願意傾聽」的安全氛圍,讓病人把情緒、想法、感受都仔細說出。也就是在跟精神病人溝通時,要謹記「同理、傾聽、不要帶有批判性」三原則

評估過家人需要怎樣的協助後,請到衛生局或相關醫院尋求協助。按病人作息與需要,定期回診、開立藥物與規律服藥、與醫療團隊建立互信。如果家屬無法帶病人到相關機構就醫,也可以先由家屬至當地衛生所與公衛護理師討論家裡的狀況,是否符合居家評估及相關居家治療,再由公衛護理師協助安排後續醫療協助。

直到病人相對穩定,能到門診看診,家屬亦可協助醫師了解病人的近況,如言談、思考、行為方面的表現。任何與過去明顯不同的地方都應提出來,這些觀察往往有助於醫師判斷病情。常見的情況是,一些病人在看診時傾向掩飾病情,看過幾次門診後就不願規範服藥。這時候,家屬可跟主治醫師討論有沒有替代方案,如使用長效針劑、滴劑類藥品、或調整服藥的時間

由於藥物發揮效用需時,而副作用往往先於效果出現,再而減緩,所以我們不建議病人任意更換醫院或醫師。相反,家屬請相信醫院的專業,把觀察到藥物的副作用問題帶回來門診討論,這樣才能適時調整劑量、替換藥物,達到醫病雙方的合作與互信關係。且在病情穩定後,讓病人逐步回歸社區,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與恢復自尊。

當然,若是跟病人在溝通或規勸上遇到危險,請先保護自己與家人的安全,再到所在地之衛生所請求協助,或打電話請警消人員協助緊急送醫。護送就醫時,家屬記得替病人準備身份證、健保卡等用品。

最後要謹記,精神疾病並非卡到陰,它比較像慢性病,所以規律的藥物治療、壓力控制、心理諮商等,可以一步步協助患者恢復社會功能。當家人或親友患上精神疾病時,我們要允許自己一時之間的否認與抗拒,也要反駁社會對疾病的汙名化和指責。

把精神疾病視為一種慢性病,盡早就醫,讓專業的醫療團隊協助彼此,才能早日康復。各種研究與臨床工作都指出,「早期診斷與治療」對病人十分重要。及早用藥,腦細胞較不易被破壞,認知功能也不會快速下降,發病後的住院率也會因及早治療而大幅下降。

參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出版之《精神照護66問》

擁抱童年(下):告別思維障礙與情感盲目,不再讓童年傷害反映在身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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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認為,打罵教養總是在家庭內無意識的傳遞,好比父母突然打了孩子一記耳光,但他們小時候很可能也經歷過同樣的痛,突然就被自己的父母打。問題是人們常常否認自己和孩子的傷與痛,這造成某種思維能力的限制與缺陷。在腦科學上,這源於神經元間的連結在早期親子互動的壓力下就受到破壞。

思維障礙,是人們從小就壓抑與否認情感,把羞辱與責打當作「為了我好」的惡果。而有相關童年傷害的人,會堅定地維護那些自相矛盾的立場,卻無法意識到這點。

在一場工作坊上,米勒聽到一位心理學教授說他無法支持她「禁止家庭內責打小孩」的主張,因為父母能藉由打罵管教,把家庭價值觀傳達給小孩。如果立法禁止,那人們大概不會想要生小孩了吧!

於是,米勒問那位心理學教授小時候是否常常被打?他說只有在必要時才被父親打,而且他自己也覺得被打是應該的。米勒又問他最後一次被打是幾歲?他說是十七歲,大概是自己做了甚麼蠢事,但他不記得原因,只記得當時父親扭曲的臉。──米勒驚訝於這位反對兒童虐待的心理學教授,竟然不覺得以教育為由的責打其實也是種虐待,這當中必然有一種從小的恐懼感而生成的思維障礙。

因此,米勒跟他說:「你當時已經十七歲,但現在卻記不起為何受罰,只記得父親扭曲的臉,並推論出被責打是你應得的,然而你卻期待你那位三歲和五歲的孩子,會記住那些你企圖藉由責打傳達給他們的你認為好的教訓,你怎麼會認為一個小孩會比一個青少年更能理解這些教訓和學習到正面意義?!」幾天後,那位教授跟米勒說,他為此思量很多。

被打的小孩只會記得恐懼和父母生氣的臉,但幾乎記不得原因和大人以為的教育成效。米勒認為大人絕對不該跟小孩說:「我打你是為了你的好!」,這只會造成愚昧和遮掩暴力。事實上,過去的童年傷害會我們在跟他人的關係中重新逮到我們,尤其是我們跟孩子的關係裡

那些從小被責打和處罰的孩子,在短期之內看似變得比較乖巧,但長期來看則是提高攻擊性與破壞性。米勒稱這些由童年的身心傷害所引致的後果為「思維障礙」,以及「情感盲目」。

某程度上,思維障礙是我們的「朋友」,因為它保護人免於精神痛苦,使人能夠抵禦對過去的恐懼;然而,它也化身我們今天的「敵人」,因為它造成人們的情感盲目,使人藉此去傷害他人與自己

米勒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羅馬尼亞的獨裁統治者希奧塞古 (N. Ceaușescu) 為例。希奧塞古從小和十個兄弟姊妹在同一個小房間長大,缺乏被人照料的希奧塞古卻沒意識到自己這樣的童年,實在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米勒認為由於希奧塞古壓抑了這份童年苦痛,才偏執地報復至人民身上,使所有女人都得像他的母親一樣不能墮胎!就此,許多羅馬尼亞的家庭都得養育數量過多、又超出父母能力負擔的小孩,使得當地的孤兒院擠滿了棄嬰,而這些孤兒,往往患有嚴重的行為障礙與殘疾──思維障礙與情感盲目,使希奧塞古看不到自己行為裡頭的童年創傷意義,看不到當中以政策之名的攻擊性與破壞性

由此可見,童年傷害會反映在身體語言上,而這個語言總是說著恐懼,是對暴力的傳遞。因此,成年的我們必須鼓起勇氣去評判及點出惡的所在、不去姑息家庭流傳下來的惡。只要努力不去否認恐懼的原因,承認童年傷害的存在,那些儲存在身體內的有恐懼,便能藉著心理治療而獲得解除、彌補傷痛、讓內在小孩重新長大

參考:Miller, A. (2014[2001]). 夏娃的覺醒:擁抱童年,找回真實自我。心靈工坊。

擁抱童年(上):否認傷害,反而會為下一代帶來更多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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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今天的社會已經有一種心理學的共識:不愉快的童年會對成人造成重大且持續的身心健康影響。這種共識的一大提倡者便是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米勒長期關注她所命名為「有毒教育法」(poisonous pedagogy)的教養問題:指一種透過公開或非公開的方式,動用權力、操縱、威逼等手段,致使兒童順從與服膺於成人,美其名是「愛與教育」,但實踐上是以摧毀兒童意志為目的的行為。

童年傷害所造成的創傷,會反映在人格與行為模式裡,如過度行使及讚揚暴力、將父母理想化、否認痛苦等,讓「暴力」與「無知」自成一個惡性循環。

米勒指出這個惡性循環的運作方式有六個步驟:

(1) 一貫帶有體罰傳統的教育,導致「否認痛苦與屈辱的個性」;
(2) 這個性是兒童為存活下來而必然的否認態度,卻造成「情感的盲目」;
(3) 情感盲目在腦中製造「思維障礙」,以防範創傷感受與記憶復返;
(4) 思維障礙阻礙人們學習新知,失去除下過時心理防衛的「更新能力」;
(5) 然而「身體」卻保留受辱的完整記憶,導致人們潛意識地將創傷加諸到下一代;
(6) 情感盲目與思維障礙使人無法放棄「創傷的代間傳遞」,繼續做自己的父母曾經做過的一切,即打罵小孩的有毒教育。

要打破惡性循環,那些在有毒教育法下長大的孩子就需要一位「協助見證者」作情緒支柱。他可以是老師、鄰居、祖父母、同學或手足,只要能給予同情與關愛,就能起到平衡創傷的作用,並且讓小孩知道自己是被信賴的、不是壞的、值得被善待的。

另外,不論是老師、律師、朋友、社工或心理師,如果創傷的孩子長大成人以後能有這樣一位「知情見證者」能知曉受創的事實,好對其受虐或缺乏幸福童年的過去作關愛照顧,協助孩子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協助他們重新成長,那麼惡性循環就能打破,童年的療癒仍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能自信地反駁一些家長「不打不成材」或「不管不會乖」的主張,告訴他們心理學家的主張:關愛與同理心才是真正的教養!忽視、侮辱、暴力只會令孩子失去愛的能力,在個性上變得冷漠與殘忍。

研究表示,對童年創傷習以為常的孩子,其大腦控制情感的區塊有明顯損傷,且心中滿載報復心態。他們之所以會成為無法將心比心的「壞人」,是由於他們對受創的童年無法作出適當回應,人格形塑在早期便受到扭曲,才因著情緒和記憶的逐漸壓抑,由此造就潛在的毀滅力所致。

米勒認為那些成為希特勒幫手的猶太人,正由於他們童年所受過的有毒教育與暴力,深藏的憤怒使他們無法感受他人的苦痛,而希特勒正是給予這些人「合法的」發洩與報復對象。在不被處罰的情況,他們便變成乖乖聽命於暴力行事的人,將兒時被語言或肢體虐待的事實轉移到現實裡,演出人性的屠殺。

因此米勒苦口婆心的重申一個觀點:「虐待兒童的原因等同於它的結果──否認曾經受到的傷害,反過來導致人們以同樣的方式去傷害下一代」,除非人們不再去否認童年的傷害,才可能面對心裡的恐懼與情感盲目,擺脫一種宿命論的無力感態度,並在具同理心的他人幫助下,試著理解創傷,好重新準備長大成人。

參考:Miller, A. (2014[2001]). 夏娃的覺醒:擁抱童年,找回真實自我。心靈工坊。

中年心理學(下):中年轉化,化蛹蛻變,以療癒的力量迎接生命下半場

心理師 文章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按照心理學家榮格的主張,人生可分為上、下半場。上半是成長與適應的時間,下半是鞏固與深化的時期,兩者之間過渡與轉變的階段,則是充滿危機與收穫的中年之旅(見 上一篇)。

人就像一條努力在適應與成長的毛毛蟲,前半生逐漸累積很多事物,其實是為了中年的蛻變時刻。人首先接受社會、文化與生物的任務與角色,在生活中運用自己的才能與優勢,工作打拼至中年,然後回顧過去在大大小小的事上的成敗與得失,並開始發現這樣的生命不再能夠滿足自我。會有一個時刻,毛毛蟲要揮別人生的上半場,化蛹蛻變。

今天越來越多人因中年而沮喪和憂鬱,但榮格認為這既是「危」,亦是「機」,是一次生命對中年人轉化的呼喚。

在中年危機中,人們會看到生命的缺陷逐漸擴大,發現前路昏暗並找不到出路,但這是毛毛蟲蛻變成蝴蝶的必經階段。所以,中年危機的外殼往往裹著「中年轉化」:人們於個人態度、知覺、價值、意義歸因等方法上有重大改變,產出一個內在核心,一種新的靈魂意識,要成為新定義下的自己。

榮格學者莫瑞‧史丹指出,著名詩人里爾克就曾自稱為蛹:「要我稍稍動一下,就如同要一隻蟲在蛹裡偶爾散個步一樣地困難。」直到他深入中年轉化時,他便說:「向上爬去,走進原初悲痛的群山裡。」最終他蛻變成功,蝴蝶破蛹而出,便如:「在春天裡降落到黑暗土壤上的雨水。」

因此,為了成功轉化,人們需要學會忍受這種生命狀態的模稜兩可,且要試著去注視轉化的跡象,耐心等待一個新的心靈結構的出現與鞏固,並要相信在眼前的危機底下,正在發展一個新的系統,它需要我們與之合作與信任。

許多人來到中年,總會檢視自己的前半生是否過得豐碩,有否走在具意義的路上。根據發展心理學家 Erikson 的理論,這裡有幾個檢視標準值得去自問:

1. 我們內心是充滿生產繁衍力量,還是彌漫著頹廢的遲滯感?
2. 我們跟同事與家人的關係,是否和睦共享、充滿關心?
3. 我們會否太強調傳統和威權,卻拒絕新的經驗和關懷他人?
4. 我們會否開始倚老賣老,像老屁股一般輕蔑下一代?

要走過中年危機,開展人生的下半場,轉化成功,我們需要準備好中年之旅的背包──背包裡是生殖、生產、創造的發展特質;是對新世代、新產品、新想法的接納;是照顧我們所關心的人、事、物的承諾。也可以說,背上一種博愛精神 (universal caritas) 與同情共感傾向 (sympathetic trend),將成為旅途中面對挫折時的昇華動力。

相對的是,一旦少了背包中的力量,生產繁衍力量的失敗常常引發中年人退行至青年階段,呈現對假性親密關係的強迫需求,以及對於自我形象的強迫控制和展現。人們會拒絕與壓抑非完美的存在,對家庭和社群抱持道德主義偏見,排斥異己和引發仇外與破壞心態。

榮格與 Erikson 一樣對中年之旅的危機與轉化十分關注,榮格強調它的靈性意義和可能樣貌,Erikson 則以較科學的方式,勾勒出使之成功的前期發展與準備。無論如何,轉化後的中年人,都總會散發一股輔助他人成長的教育、生育、療癒的力量。

參考:
Erikson, E. H., & Erikson, J. M. (2012[1998]). 生命週期完成式。張老師文化
Stein, M. (2013[2004]). 中年之旅:自性的轉機。心靈工坊。

中年心理學(上):中年之旅與心理煉金

心理師 文章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來到中年,心理學家看到人有兩個渴求:對生命旅程本身的渴求,以及對強烈親密與交流的渴求。簡單的說,中年人渴求有人能陪伴自己去走這趟旅程,那人可以是愛侶,也可以是摯友,二人關係的重點在於相依、深層次、徹底開放的交流。

由於想要獲得「我們在一起」的親密感受,中年人會變得喜歡參加新團體和社群。但這不是年輕人那種肩並肩的朋黨感,也不是成人比較高下的權力感,而是大家以親和的創造力,朝向同一目標,達到「從『我』向『你』的流動」。不少宗教團體中的友誼活動,強調如兄弟姊妹的互相關愛與奉獻,正是這種親密感的體現場所。

另一方面,中年人想離開舊有的社群,放下舊有的價值。他們渴望脫離過去的人際關係,象徵著擺脫社會桎梏的渴望,好投身至一種完整的轉變、探索與冒險的經驗裡。也可以說,是想要在靈魂層次上,走向情感與意識的蛻變。

問題是這過程往往並不順利,因此人們會遭遇「中年危機」,代表要先面對「危」,才能找到「機」。危,是指人們希望在中年轉化與轉型時,所要面對的種種生命的不確定性、曖昧不明、複雜難懂的時刻,即許多困難有待克服。

所以,中年之旅就像是預先安排好的一趟旅程,可是上路時,意外連連,計劃都被打翻,人們忽然成為了過渡狀態中的失落旅人。有時候,人們以為在中年作出重大而正確的決定,殊不知只是步入歧途,或只是兜了一個圈,走了一趟寂寞的原地之旅。

榮格心理學家莫瑞‧史丹邀請這些旅途上的中年人,去忍受心理煉金的壓力、事物衝突的不和、以及進入未知世界時的焦慮與害怕。

談完「危」,來說「機」:機,是整合事物以後得到的生命體驗,是新的社群、深入的交流、至誠的相依,這是一種榮格心理學所稱的「心靈煉金」,以創造出一個重新加工的身份認同的意識感,一種更為流動的人格、更具感知力、更有自由的空間、更深入關係連結。

不論是婚姻、友情、個人、還是工作,人們都習慣了傳統和穩定制度所帶來的安全感,而中年危機就在於要求人們去翻新舊有的制度,敢於解構,並使自我變開放,保持對新事物與改變的好奇與尊敬。

一面棄舊,一面迎新,危與機雙雙而至,中年之旅註定是一趟奔波、過渡、轉型的旅途。旅途中,人們或許會逃離一些社會承諾、義務及既有責任,從而踏入不為人知、超越自我想像的新領域。但也唯有這樣,新的夥伴關係才將逐漸出現,心裡頭相對的事物也會逐步整合。

最後,人們要如何知悉已經走過中年危機?也許是混亂過後,心理上穩定感的重新恢復,對自我生命的重新掌權。

參考:Stein, M. (2013[2004]). 中年之旅:自性的轉機。心靈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