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認為，打罵教養總是在家庭內無意識的傳遞，好比父母突然打了孩子一記耳光，但他們小時候很可能也經歷過同樣的痛，突然就被自己的父母打。問題是人們常常否認自己和孩子的傷與痛，這造成某種思維能力的限制與缺陷。在腦科學上，這源於神經元間的連結在早期親子互動的壓力下就受到破壞。

思維障礙，是人們從小就壓抑與否認情感，把羞辱與責打當作「為了我好」的惡果。而有相關童年傷害的人，會堅定地維護那些自相矛盾的立場，卻無法意識到這點。

在一場工作坊上，米勒聽到一位心理學教授說他無法支持她「禁止家庭內責打小孩」的主張，因為父母能藉由打罵管教，把家庭價值觀傳達給小孩。如果立法禁止，那人們大概不會想要生小孩了吧！

於是，米勒問那位心理學教授小時候是否常常被打？他說只有在必要時才被父親打，而且他自己也覺得被打是應該的。米勒又問他最後一次被打是幾歲？他說是十七歲，大概是自己做了甚麼蠢事，但他不記得原因，只記得當時父親扭曲的臉。──米勒驚訝於這位反對兒童虐待的心理學教授，竟然不覺得以教育為由的責打其實也是種虐待，這當中必然有一種從小的恐懼感而生成的思維障礙。

因此，米勒跟他說：「你當時已經十七歲，但現在卻記不起為何受罰，只記得父親扭曲的臉，並推論出被責打是你應得的，然而你卻期待你那位三歲和五歲的孩子，會記住那些你企圖藉由責打傳達給他們的你認為好的教訓，你怎麼會認為一個小孩會比一個青少年更能理解這些教訓和學習到正面意義？！」幾天後，那位教授跟米勒說，他為此思量很多。

被打的小孩只會記得恐懼和父母生氣的臉，但幾乎記不得原因和大人以為的教育成效。米勒認為大人絕對不該跟小孩說：「我打你是為了你的好！」，這只會造成愚昧和遮掩暴力。事實上，過去的童年傷害會我們在跟他人的關係中重新逮到我們，尤其是我們跟孩子的關係裡。

那些從小被責打和處罰的孩子，在短期之內看似變得比較乖巧，但長期來看則是提高攻擊性與破壞性。米勒稱這些由童年的身心傷害所引致的後果為「思維障礙」，以及「情感盲目」。

某程度上，思維障礙是我們的「朋友」，因為它保護人免於精神痛苦，使人能夠抵禦對過去的恐懼；然而，它也化身我們今天的「敵人」，因為它造成人們的情感盲目，使人藉此去傷害他人與自己。

米勒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羅馬尼亞的獨裁統治者希奧塞古 （N. Ceaușescu） 為例。希奧塞古從小和十個兄弟姊妹在同一個小房間長大，缺乏被人照料的希奧塞古卻沒意識到自己這樣的童年，實在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米勒認為由於希奧塞古壓抑了這份童年苦痛，才偏執地報復至人民身上，使所有女人都得像他的母親一樣不能墮胎！就此，許多羅馬尼亞的家庭都得養育數量過多、又超出父母能力負擔的小孩，使得當地的孤兒院擠滿了棄嬰，而這些孤兒，往往患有嚴重的行為障礙與殘疾──思維障礙與情感盲目，使希奧塞古看不到自己行為裡頭的童年創傷意義，看不到當中以政策之名的攻擊性與破壞性。

由此可見，童年傷害會反映在身體語言上，而這個語言總是說著恐懼，是對暴力的傳遞。因此，成年的我們必須鼓起勇氣去評判及點出惡的所在、不去姑息家庭流傳下來的惡。只要努力不去否認恐懼的原因，承認童年傷害的存在，那些儲存在身體內的有恐懼，便能藉著心理治療而獲得解除、彌補傷痛、讓內在小孩重新長大。

參考：Miller, A. (2014[2001]). 夏娃的覺醒：擁抱童年，找回真實自我。心靈工坊。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今天的社會已經有一種心理學的共識：不愉快的童年會對成人造成重大且持續的身心健康影響。這種共識的一大提倡者便是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米勒長期關注她所命名為「有毒教育法」（poisonous pedagogy）的教養問題：指一種透過公開或非公開的方式，動用權力、操縱、威逼等手段，致使兒童順從與服膺於成人，美其名是「愛與教育」，但實踐上是以摧毀兒童意志為目的的行為。

童年傷害所造成的創傷，會反映在人格與行為模式裡，如過度行使及讚揚暴力、將父母理想化、否認痛苦等，讓「暴力」與「無知」自成一個惡性循環。

米勒指出這個惡性循環的運作方式有六個步驟：

(1) 一貫帶有體罰傳統的教育，導致「否認痛苦與屈辱的個性」；
(2) 這個性是兒童為存活下來而必然的否認態度，卻造成「情感的盲目」；
(3) 情感盲目在腦中製造「思維障礙」，以防範創傷感受與記憶復返；
(4) 思維障礙阻礙人們學習新知，失去除下過時心理防衛的「更新能力」；
(5) 然而「身體」卻保留受辱的完整記憶，導致人們潛意識地將創傷加諸到下一代；
(6) 情感盲目與思維障礙使人無法放棄「創傷的代間傳遞」，繼續做自己的父母曾經做過的一切，即打罵小孩的有毒教育。

要打破惡性循環，那些在有毒教育法下長大的孩子就需要一位「協助見證者」作情緒支柱。他可以是老師、鄰居、祖父母、同學或手足，只要能給予同情與關愛，就能起到平衡創傷的作用，並且讓小孩知道自己是被信賴的、不是壞的、值得被善待的。

另外，不論是老師、律師、朋友、社工或心理師，如果創傷的孩子長大成人以後能有這樣一位「知情見證者」能知曉受創的事實，好對其受虐或缺乏幸福童年的過去作關愛照顧，協助孩子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協助他們重新成長，那麼惡性循環就能打破，童年的療癒仍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能自信地反駁一些家長「不打不成材」或「不管不會乖」的主張，告訴他們心理學家的主張：關愛與同理心才是真正的教養！忽視、侮辱、暴力只會令孩子失去愛的能力，在個性上變得冷漠與殘忍。

研究表示，對童年創傷習以為常的孩子，其大腦控制情感的區塊有明顯損傷，且心中滿載報復心態。他們之所以會成為無法將心比心的「壞人」，是由於他們對受創的童年無法作出適當回應，人格形塑在早期便受到扭曲，才因著情緒和記憶的逐漸壓抑，由此造就潛在的毀滅力所致。

米勒認為那些成為希特勒幫手的猶太人，正由於他們童年所受過的有毒教育與暴力，深藏的憤怒使他們無法感受他人的苦痛，而希特勒正是給予這些人「合法的」發洩與報復對象。在不被處罰的情況，他們便變成乖乖聽命於暴力行事的人，將兒時被語言或肢體虐待的事實轉移到現實裡，演出人性的屠殺。

因此米勒苦口婆心的重申一個觀點：「虐待兒童的原因等同於它的結果──否認曾經受到的傷害，反過來導致人們以同樣的方式去傷害下一代」，除非人們不再去否認童年的傷害，才可能面對心裡的恐懼與情感盲目，擺脫一種宿命論的無力感態度，並在具同理心的他人幫助下，試著理解創傷，好重新準備長大成人。

參考：Miller, A. (2014[2001]). 夏娃的覺醒：擁抱童年，找回真實自我。心靈工坊。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按照心理學家榮格的主張，人生可分為上、下半場。上半是成長與適應的時間，下半是鞏固與深化的時期，兩者之間過渡與轉變的階段，則是充滿危機與收穫的中年之旅（見 上一篇）。

人就像一條努力在適應與成長的毛毛蟲，前半生逐漸累積很多事物，其實是為了中年的蛻變時刻。人首先接受社會、文化與生物的任務與角色，在生活中運用自己的才能與優勢，工作打拼至中年，然後回顧過去在大大小小的事上的成敗與得失，並開始發現這樣的生命不再能夠滿足自我。會有一個時刻，毛毛蟲要揮別人生的上半場，化蛹蛻變。

今天越來越多人因中年而沮喪和憂鬱，但榮格認為這既是「危」，亦是「機」，是一次生命對中年人轉化的呼喚。

在中年危機中，人們會看到生命的缺陷逐漸擴大，發現前路昏暗並找不到出路，但這是毛毛蟲蛻變成蝴蝶的必經階段。所以，中年危機的外殼往往裹著「中年轉化」：人們於個人態度、知覺、價值、意義歸因等方法上有重大改變，產出一個內在核心，一種新的靈魂意識，要成為新定義下的自己。

榮格學者莫瑞‧史丹指出，著名詩人里爾克就曾自稱為蛹：「要我稍稍動一下，就如同要一隻蟲在蛹裡偶爾散個步一樣地困難。」直到他深入中年轉化時，他便說：「向上爬去，走進原初悲痛的群山裡。」最終他蛻變成功，蝴蝶破蛹而出，便如：「在春天裡降落到黑暗土壤上的雨水。」

因此，為了成功轉化，人們需要學會忍受這種生命狀態的模稜兩可，且要試著去注視轉化的跡象，耐心等待一個新的心靈結構的出現與鞏固，並要相信在眼前的危機底下，正在發展一個新的系統，它需要我們與之合作與信任。

許多人來到中年，總會檢視自己的前半生是否過得豐碩，有否走在具意義的路上。根據發展心理學家 Erikson 的理論，這裡有幾個檢視標準值得去自問：

1. 我們內心是充滿生產繁衍力量，還是彌漫著頹廢的遲滯感？
2. 我們跟同事與家人的關係，是否和睦共享、充滿關心？
3. 我們會否太強調傳統和威權，卻拒絕新的經驗和關懷他人？
4. 我們會否開始倚老賣老，像老屁股一般輕蔑下一代？

要走過中年危機，開展人生的下半場，轉化成功，我們需要準備好中年之旅的背包──背包裡是生殖、生產、創造的發展特質；是對新世代、新產品、新想法的接納；是照顧我們所關心的人、事、物的承諾。也可以說，背上一種博愛精神 (universal caritas) 與同情共感傾向 (sympathetic trend)，將成為旅途中面對挫折時的昇華動力。

相對的是，一旦少了背包中的力量，生產繁衍力量的失敗常常引發中年人退行至青年階段，呈現對假性親密關係的強迫需求，以及對於自我形象的強迫控制和展現。人們會拒絕與壓抑非完美的存在，對家庭和社群抱持道德主義偏見，排斥異己和引發仇外與破壞心態。

榮格與 Erikson 一樣對中年之旅的危機與轉化十分關注，榮格強調它的靈性意義和可能樣貌，Erikson 則以較科學的方式，勾勒出使之成功的前期發展與準備。無論如何，轉化後的中年人，都總會散發一股輔助他人成長的教育、生育、療癒的力量。

參考：
Erikson, E. H., & Erikson, J. M. (2012[1998]). 生命週期完成式。張老師文化
Stein, M. (2013[2004]). 中年之旅：自性的轉機。心靈工坊。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來到中年，心理學家看到人有兩個渴求：對生命旅程本身的渴求，以及對強烈親密與交流的渴求。簡單的說，中年人渴求有人能陪伴自己去走這趟旅程，那人可以是愛侶，也可以是摯友，二人關係的重點在於相依、深層次、徹底開放的交流。

由於想要獲得「我們在一起」的親密感受，中年人會變得喜歡參加新團體和社群。但這不是年輕人那種肩並肩的朋黨感，也不是成人比較高下的權力感，而是大家以親和的創造力，朝向同一目標，達到「從『我』向『你』的流動」。不少宗教團體中的友誼活動，強調如兄弟姊妹的互相關愛與奉獻，正是這種親密感的體現場所。

另一方面，中年人想離開舊有的社群，放下舊有的價值。他們渴望脫離過去的人際關係，象徵著擺脫社會桎梏的渴望，好投身至一種完整的轉變、探索與冒險的經驗裡。也可以說，是想要在靈魂層次上，走向情感與意識的蛻變。

問題是這過程往往並不順利，因此人們會遭遇「中年危機」，代表要先面對「危」，才能找到「機」。危，是指人們希望在中年轉化與轉型時，所要面對的種種生命的不確定性、曖昧不明、複雜難懂的時刻，即許多困難有待克服。

所以，中年之旅就像是預先安排好的一趟旅程，可是上路時，意外連連，計劃都被打翻，人們忽然成為了過渡狀態中的失落旅人。有時候，人們以為在中年作出重大而正確的決定，殊不知只是步入歧途，或只是兜了一個圈，走了一趟寂寞的原地之旅。

榮格心理學家莫瑞‧史丹邀請這些旅途上的中年人，去忍受心理煉金的壓力、事物衝突的不和、以及進入未知世界時的焦慮與害怕。

談完「危」，來說「機」：機，是整合事物以後得到的生命體驗，是新的社群、深入的交流、至誠的相依，這是一種榮格心理學所稱的「心靈煉金」，以創造出一個重新加工的身份認同的意識感，一種更為流動的人格、更具感知力、更有自由的空間、更深入關係連結。

不論是婚姻、友情、個人、還是工作，人們都習慣了傳統和穩定制度所帶來的安全感，而中年危機就在於要求人們去翻新舊有的制度，敢於解構，並使自我變開放，保持對新事物與改變的好奇與尊敬。

一面棄舊，一面迎新，危與機雙雙而至，中年之旅註定是一趟奔波、過渡、轉型的旅途。旅途中，人們或許會逃離一些社會承諾、義務及既有責任，從而踏入不為人知、超越自我想像的新領域。但也唯有這樣，新的夥伴關係才將逐漸出現，心裡頭相對的事物也會逐步整合。

最後，人們要如何知悉已經走過中年危機？也許是混亂過後，心理上穩定感的重新恢復，對自我生命的重新掌權。

參考：Stein, M. (2013[2004]). 中年之旅：自性的轉機。心靈工坊。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今天的社會，老人似乎不再是智慧的象徵，而成了麻煩、羞愧與無用的存在，這其實是由於社會長期對「老化」（aging） 的忽視所致。因此，從發展角度了解老人的挑戰與困難，是我們理解他們身心靈需求和照護的基礎。

發展心理學家 Erikson 及其妻子 Joan 整理出九項老年人所面對的挑戰──

（1）由於身體逐漸虛弱、肌肉無力、動作笨拙，老人被迫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2）老人也不信任人生選擇的自主能力，意志變得薄弱，事件無法如意的進行，他們重新經歷自主能力的懷疑與羞愧；
（3）這時候，就算回憶當年勇，也必須面對目標與熱情的削弱，只能看著許多計劃遠去，老人為無法自主而對人生感到罪惡感；
（4）國家或社會要求人民勤勉的給予生產力，大部份人一輩子都在證明自己的用處，但老人將無可避免的面對失能且感到自卑；
（5）年輕時在工作、交友、家庭裡，人們有許多角色和層面來自我認同，但老化與失去，讓人們越來越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老人對地位和角色懷疑，受到存在認同的困擾；
（6）有些老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輝煌的工作成就，他們卻有溫暖而小康的家庭生活，但對於沒有這些幸福時光的老人，他們與人連結的能力受限，陷入孤立和孤獨裡；
（7）一般在 30～65 歲，是人們奉獻家庭與工作打拼的時間，這凝聚起人們在社會的責任、義務和關懷後輩的活力，到尾聲時，人們以退休來紀念自己一生的努力，但是不再感到被需要與期待的老人，被頹廢遲滯的感受佔據；
（8）回顧人生，發現自己用一輩子也不懂得何謂智慧，很多後悔的事就在眼前，教人疲憊而沮喪，老人心中累積起一股回顧式的自我厭惡與絕望感；
（9）再老一點，到了身心都明顯退化的 80～90 歲高齡，像第八點的回顧人生的絕望，也變得奢侈，老人的關注可能全完受限於日常機能的顧慮，逐漸步向死亡。

我們可以用 Erikson 的話來總結上面的九項挑戰失敗：「絕望，代表來日無多的感受，時間太短而來不及重新開始，或者換條路 [……] 過去已經經歷過速度與競爭，老年人必須從匆忙和壓力中解放。有的人早就學會，有的人則學得太晚。」

為此，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力量來面對這些絕望：「老年超驗」。

許多研究老化的學者會用「老年超驗」來形容身心機能退化之外，老人所發展和維持的一種正向的狀態。這種狀態與特定宗教無關，而有著心靈的安詳，是人們從物質和理性，上昇到宇宙共融的角度。老年學者們在加入佛家和禪學的觀點後，解釋「老年超驗者」的經驗為──

（1）一種與全世界靈性產生宇宙共融的新感受；
（2）對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時間就是現在，太遠的展望都是渺茫的；
（3）空間緩慢地隨著老人的體能範圍而減少維度；
（4）死亡是調諧的，萬物皆是如此；
（5）自我意識擴展而含括更廣泛的相關他人。

許多人生的智慧，都需要從隱私和孤獨中醞釀。在刻意的、有意識的抽身（深層涉入之「非參與」狀態），老人開始重新定義時間、空間、生死、自我等，又在沉思中，不帶一點蔑視地活出生命。

老人不應被迫從世界抽離，而是有智慧地選擇新的、平靜的生活。Joan 則把這種自我超越稱做：「舞越」（Transcendance），生氣勃勃的真正成長。

「老年舞越」不只是超越、前進、獨立於過往經驗，更也可以是恢復成長過程中所失去的，如遊戲、活動、愉悅、歌曲、舞蹈、謙卑 …… 走過死亡恐懼，用身體、心靈和靈魂的一切去感受與創造。我們期盼這樣的未來，也走在這路上，為今天的老人努力，為未來成為老人的自己努力。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老化（Aging）是在二十世紀才被社會學或心理學家發現的概念，在許多藥物或疫苗被發明以前，人們能活到五十歲已經是長壽，但隨科技發展，人的壽命越來越長，老化便成為了一個全人類都面對的新概念。

老年人有他們的認同危機、適應問題，老年的生活與任務，有待被思考與定義。老人急需要面對的困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1）身體 (soma) 的衰弱化、生病、活力減少；（2）心理 (psyche) 的經驗與記憶間不再連貫；（3）社群 (ethos) 的失去，生產力和關係斷裂。

面對老化的社會，美國心理學家Erikson及其妻子Joan，提出「統整」和「智慧」作為面對老年期的成熟力量。不成熟、缺乏智慧的老人會逐漸變得「輕蔑」，他們的思考變得教條主義、假統整、裝正統，事實上是對年青人正在取代自己，準備要精彩地站上舞台一事耿耿於懷；可是這樣下來，他們會進一步困惑與無助於自己及他人的「離去」（能力的失去，真人的逝去），並最終在「絕望」中無力、生氣、執著、砍斷連結、孤獨至死──他們在身體、心理、社群上真的步入絕境。

因此，老人需要「統整」的力量，把身體、心理、社群好好連結與穩住，才不會掉進絕望的生活裡。同時，老人需要「智慧」的力量，好克服輕蔑的態度與僵化的思考，以坦然與超脫的心，面對離去與死亡。

統整和智慧並非甚麼沉重的美德，要培養這兩個力量，需要的是在所有關係中保持「活力」與「覺察」，並帶著「圓融的目光」，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愛、奉獻和友誼的關係能力。

面對老人身處於一個在身、心、社層面都越來越貧窮的境況，社會還需要怎樣的力量來解救與自救呢？

Erikson 和 Joan 還強調了「適應」的重要性。無論我們能力多高，有多聰明與財力支撐，仍必須學習淡定而幽默的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換言之，老化的藝術就是一次「哀悼之旅」，老人需要哀悼與接受年輕有為一事已經過去，且盡情享受老年期這個新的生命階段，對一切保持聆聽與看見，對年輕人作出欣賞。

如此，生命就慢慢回到原點，得到一種成熟的「希望」，這就像聖經所說「要變得像小孩子那樣…」！希望，是老人有意識地返老還童，投入到真實的愛與關係之中，代表回到「我」本身，找回自己，活得稚氣又成熟。

總結來說，人生走過種種的歷練，智慧的種子在老年期萌芽，成為全新的優雅態度和創造力，這種不屈不撓的生命力，Erikson 稱之為「不變的核心」或「存在的認同」，是老人對過去、現在、未來的統整，是跨世代的連結，是對人類境況的接受，是對自己的超越，是智慧地活得像小孩。

參考：Erikson, E. H., & Erikson, J. M. (2012[1998]). 生命週期完成式。張老師文化。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面對「老年」，你會想到甚麼？一段成功又優雅的老化之旅？還是一段孤苦伶仃的慘況？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有所準備，手握關鍵的力量，才能有效面對老化的事實。

美國著名發展心理學家Erikson和他的妻子Joan合著了一本《生命週期完成式》的重要書作，他們指出在生命週期的老年期階段，智慧（wisdom）及統整（integrity）是兩股最重要的力量。

智慧，並非意味甚麼真知灼見，也不必是甚麼崇高的美德。智慧的字根，是古印度梵文的「veda」，

意思是：去看，去知道，去理解。而發源自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文明裡，蘇美文字的「耳朵」和「智慧」是同一個字，「enki」，耳朵就是指向智慧之神。

智慧，既是通過看見，得以發光，又是藉由打開耳朵接收萬物，傾聽背後的意義而形成的力量。在比喻上，看是主動的，聽是被動的，兩者合二為一，就是一種力量的構成與流動。而由於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無法用眼睛看的，也沒有智慧是不需要分辨與消化的，所以看與聽，也是指「啟示、辨識、洞察」的能力。

從看與聽之中，可見人類的智慧不是抽象的，而是依賴感官知覺來發展的。在日常生活裡，

讓感官的知覺帶領我們走向智慧，就是說更懂得與自然相處，學習好好的感受與沈澱，與重要的他人真誠地擁抱，細聽旁人的故事，看見彼此。智慧，就在這些小事中萌芽，老年結果。

統整，是成熟的另一關鍵力量。根據《牛津英文辭典》，統整的字根是老練與機智（tact），又能衍生出觸覺的（tactile）、連結（contact）、完整（intact）等詞。乍聽之下，

上文提到人類以身體和感官去觸碰世界，一步步回應世間一切，啟發智慧；而觸摸到連結，從連結到完整，我們看到人與人生活在一起的關係連結。老化不應該等同獨立與孤單，卻是統整關係與生活，那是一種創作力的體現。老人的創作，不必是深思熟慮的表現，卻是平凡地管理好每天大大小小的活動，關注如何好好過日子的必要細節，就是這樣簡單與直接，也足夠困難了！

同樣，統整乍聽之下是一個很高貴的美德，但在心理學家眼中，就只是一項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真實感受、建立關係的力量。老人的生活也許很簡單──吃、看、聞、說、觸──統整就是使用這些簡單的方式，與他人建立豐碩與富饒的相遇意義。

智慧與統整，這兩股力量既是從早年慢慢培養而成的，亦是在老年期自我檢視時，可以提醒自己要重新努力追求的、老化危機裡的真正解方。

參考：Erikson, E. H., & Erikson, J. M. (2012[1998]). 生命週期完成式。張老師文化。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很多需要求助心理諮商或身心科藥物的人們，往往在小時候，其實飽受著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所稱的「有毒教育法」（poisonous pedagogy，又譯「黑色教育」）的折磨與傷害。

「有毒教育法」一詞不難理解，就是父母或長輩以「把小孩教好」、「為他好」、「快快長大學乖」為名，而用收回愛、隔離、侮辱、恐嚇等方式實施家庭教養。

除了上述這些行為和語言上的直接傷害，「有毒教育法」也會間接地以未經驗證且錯誤的觀念傳遞下去。以我們自身為例，回想一下華人的教養文化裡，總會發現許多關於「應該怎樣思考、行動、執行，在家中奉為圭臬」的育兒觀念。

這些觀念總是一代一代的傳遞，彷彿是無法被修正的存在，讓許多小孩及他們的父母本身，都深受其害。然後，當小孩子長大，成為年輕爸媽時，卻又輕易地複製出同一套「有毒教育法」，讓人們成為自己小時候所討厭的那種大人。

米勒整理出16項「有毒教育法」，讓我們一起檢視自己家裡被說中多少項吧：
1. 父母應該被尊重，僅因為他們是父母
2. 小孩無需被尊重，僅因為他們是小孩
3. 唯有服從，才使小孩變堅強
4. 唯有責任感，才能培養出愛
5. 柔情有害（不打不成器）
6. 禁止仇恨就能消除仇恨（打不能還手）
7. 高自尊心，一定是壞性格
8. 低自尊心，才能利他慷慨
9. 不必回應小孩的需要，在挫折下才會成長
10. 嚴格與冷酷的教養，是讓他們準備迎接世界的真相
11. 虛偽的感恩，總比真誠的負義要好（假好人比真小人好）
12. 你做的說的，總比你實際是怎樣的人重要（身教不太重要）
13. 身體是骯髒與令人嘔心的
14. 感受與情緒強烈是不該的
15. 父母（把小孩生下來）不是來受氣的
16. 父母總是免於罪的，父母總是對的

從這些我們一定聽過的觀念中可見，其實每一項都可以跟另一項衝突，把當中的一些組合起來思考，會發現「有毒教育法」內含一套奇怪的邏輯，舉例來說：
（1）因為世界是殘酷的，所以父母便不必善待小孩，不斷的挫折其實是小孩的提前成長作業；
（2）父母可以用髒話，罵講髒話的小孩；
（3）父母在小孩面前可以裝好人，但實際人品其實很壞。總之，父母是對的，小孩無權去抱怨與責怪，且最好收斂自己的情緒，討厭身體的感受。
──如此，人們就以「有毒教育法」培養出所謂的「好小孩、乖小孩」。

除了荒謬與無理，這些幾乎不分東、西方的「有毒教育法」觀點真正的遺害，實在是重重地壓抑了個人的自發性（Spontaneity），讓人們總是受失去愛、自貶、恥辱的焦慮困擾。

讓我們杜絕「有毒教育法」，為自己、上一輩、下一代都創造更加身心健康的環境。

參考：Miller, A. (1983). For your own good. Farrar, Straus, Giroux.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不論你是父母還是孩子，或是某個家庭的鄰居，在日常生活裡應該總會遇過一種「父母失手，以打罵、甚至虐待方式，對待自己平時很疼很愛的小孩」。我們不禁好奇「應該是好人」的自己或鄰居，怎麼會變成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父母本身性格或脾性十分壞，他們的確是別人眼中的好先生好爸爸、好太太好媽媽。但問題是，在跟小孩相處的教養事宜上，父母有時候缺乏「情緒設限／線」！面對小孩的吵鬧與要求，這些父母一開始總是不斷退讓與忍受、盡力去滿足，然後某一個時刻，他們卻發現受不了，被一種內爆的情緒帶走：發生怒罵或家暴。

因此，按兒童心理學家愛麗斯‧米勒（Alice Miller）的說法，不會「情緒設限／線」的父母，其實也在虐待自己，沒有學到在教養事宜上作情緒上的自我保護，才會讓「忍受→失手打小孩→內疚→自責→承諾要對小孩好→缺乏情緒設限→忍受→第二次失手……」之類的家庭情緒事件循環上演。

同時，愛麗斯‧米勒認為這些父母往往有著自己的童年創傷，但他們卻堅持自己的童年過得十分美好。這是甚麼意思？人們如果認同了父母的管教方式（如打罵教育），或出於壓抑不快童年（如常常被情緒不穩的父母傷害）的動機，都可能會採用「理想化」防衛，讓自己主觀地相信童年沒有甚麼傷害，甚至過得很幸福。

由此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可見許多父母偶爾的失常、情緒的暴怒，其實源於童年或潛意識裡未處理的創傷。這個傷口一旦在教養小孩的過程中被誤觸，就可能重演家庭悲劇。因此，愛麗斯‧米勒認為世界上：「沒有大人是純粹的野蠻和殘忍，也沒有父母能被陳腔濫調地分為『好父母／壞父母』之別，有的是人們不自知的創傷，造就著下一代的創傷」。

其中一種創傷，是父母總是被青少年孩子的情緒和相關表達的行為（如憤怒、生氣、叛逆、相愛、性慾、熱忱、喜悅、魅惑、悲傷、痛楚……），嚇了一跳；換言之，父母在自己青少年的時候，情緒和感受是十分壓抑的。所以，那些帶著創傷的父母，都恐懼孩子的青春期到來，彷彿小時候給過的教育和防範措施都直接宣布失效，父母不知道如何面對孩子時，就只好用打罵的，或偶爾的情緒爆發來應付。

青少年總是想要為內在的情緒感受找到完全的表達，但這又反過來嚇壞了父母與社會。有時候一些行為會讓自己置入險境，比如犯罪，或因為情緒失控（帶創傷的父母無力應對下的結果），便被視為有情緒疾患而去精神科。

因此，讓父母注意到自己青少年的時候有多麼壓抑，或去發現身心不自知的創傷，並去療癒它，心理學上是十分重要的！

當父母自己有情緒或性格上的創傷，他們往往無法與青少年子女建立好的關係，甚至造就下一代的創傷，這就是為何青少年會開始吸食毒品的原因之一──在某種意義上，使用毒品是青少年消弭內在真實的感受，好適應家庭與社會要求的方法。毒品是青少年自我懲罰的方式，讓情緒生命變得空虛與空洞，不再知曉內心真實的感受，即透過毀滅「真我」的種種感受，讓自己以殘缺的方式適應家庭和社會。

為了自己，為了下一代，童年創傷的修復和學習有效的親子相處理念與技巧，都是值得我們用心關注的人生議題。

參考：Miller, A. (1983). For your own good. Farrar, Straus, Giroux.

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靈魂到底是甚麼？這是一個哲學暨心理學的問題！哲學家笛卡兒把「心靈」（psyche）等同於非肉身的「靈魂」（soul），這也是人類之所以比其他物種更高貴之處。

另一方面，靈魂在哪裡？笛卡兒認為心靈或靈魂是棲身於松果體之中，後來醫學界認為心靈是住在延腦、紋狀體或胼胝體裡。無論如何，心靈都彷彿只是居住在機器裡的神祕幽魂，但這個幽魂又是如何與身體連結與互動的呢？這就是一個「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醫學觀」未能回答的問題。

再者，靈魂會生病嗎？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醫學觀假定「意識」與「理性」等同，那「瘋狂」就必然被視作源於「身體」的疾病，如器官、神經、大腦、遺傳之類的問題所造成。但是把瘋狂問題身體化之後，「精神疾病」便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笛卡兒的理論預設了心靈是不會生病的。

進一步而言，如果精神疾病只是「身體」的問題，便很容易造成「精神病人的話語只是胡言亂語，沒有意義」的結論。面對醫學權威對病人聲音的忽視，不少精神病患者都提出抗議。在英國，筆名為 Warmark 的精病患便在自傳中強調：「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不知道另一半的人如何生活，尤其是瘋狂的經驗總是不被旁人理解！」

抗議者還有詩人克萊爾（J. Clare, 1793-1864），他在1831年起在數間療養院度過他的餘生，他說：「他們切下我的頭，從耳朵拿走所有的字母、母音與子音」。另一位生病的作家珀西瓦爾（J. T. Perceval, 1803-1876）在住院期間，認識到醫護人員未曾認真聆聽他的要求：「他們從未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些甚麼，為甚麼我要服用這些藥物。他們也從未問我：想要甚麼？喜歡怎樣？會不會反對這樣或那樣？」

直到1974年，仍然有英國精神科醫師 R. Hunter 與 I. Macalpine 主張精神病患罹患的是腦部，而非心靈的疾病；因此，病人的話語只是痛苦的呼喊，沒有聆聽與理解的必要，醫者不必多花時間去跟他們聊聊。諷刺的說，這種醫護觀正是把精神病患者當作沒有情感、意志、判斷或感受的木頭人。

是自1750年開始，上述身心二元論及引發的醫護觀才有了緩慢的轉變。哲學家洛克認為感覺資料在轉化成意念的過程出錯，才會引致瘋狂的問題。庫倫（William Cullen）醫生延伸此觀點，主張瘋狂是源於神經的過度刺激，是神經系統失調所致。庫倫的學生阿諾德（Thomas Arnold）進一步區分出「想像性瘋狂（幻覺）」與「概念性瘋狂（妄想）」。這些思考的轉變，一步步把瘋狂視為一種心理病變，並在20世紀導引出各派心理治療的發展。

今天，精神醫學的主流逐漸回到「身體－大腦」的潮流上，遇上精神症狀，就是讓病患吃各種的精神藥物，與之抗衡的是強調自由與政治正確的「後現代」潮流，認為精神醫學與診斷都是污名化個案，極端派還會拒絕藥物介入。

宏濟醫院的醫療團隊是如何想的？實事求是，讓證據說話！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好幾位醫師或心理師，都有長期投入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實務經驗），精神疾患是介於身與心的問題，因此在門診與住院治療中，我們藥物與心理治療並行，只求個案得到最佳的治療管理，重拾身心的健康。

雖然許多精神病患者的回憶與堅持中，總有一句「瘋子也是有理性的」，但他們的確又說著「我曾與前總統私通」或「上帝給予我令台北市重生的任務」之類的話，那要如何聆聽？我們不必把病人的話視為非理性的廢話，卻要找到方法尊重他的主體經驗！

「藝術治療」也許是聆聽以外的一種尊重。西方在過去的人文主義吹拂下，一些療養院已經會鼓勵病人從事繪畫，如伯利恆醫院的許多精神病患者，平日雖然有嚴重的幻想與妄想，但也產出了好幾位藝術家病人。直到1870年，精神醫學才開始注意病患的畫作，認為這些創作有著疾病診斷的價值。比如 Cesare Lombroso 醫生便在《天才》（1888）一書歸納出精神病患者創作中的若干特徵，如扭曲、重複、中東風味、古怪……試著從中找到診斷的根據。

然而，更多療養院體系的醫生們鼓勵病人創作，並不是要從中發現甚麼病理圖像來診斷，而是希望病人能夠藉自我表達，達到心理治療效果。我們相信透過他們的藝術創作，心靈的每一吋幽暗處也得以慢慢被理解與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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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Ox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