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精神病患者被污名化，不是今天或昨天的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法篇》就說過：「一個人如果瘋了，必須限制他不得在城市自由活動，而他的家人必須盡其可能地照顧他。」可見這種古老的恐懼延續了兩千多年

「家裡有人是精神病患者」往往對照顧的家人們來說，是件可怕又難以啟齒的事。不少上一代的台灣家庭都認為這是「家恥」，而日本的文化亦同樣，直到二十世紀，瘋得比較嚴重的人，必須監禁在家裡。在西方的話，瘋人可能被家人關在地窖或豬舍。

東、西方在面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仍是有重要差別的。不少十七世紀的療養機構，是由基督宗教團體組織的，好安撫社會的傷口。後來十八世紀興起的私人療養院，又提供了注重隱私與豪華精神醫療的服務，給中產以上的家庭申請。

某種程度上，西方的精神療養院之能夠興起，是在混合消費經濟體系中，一次對各方的需求、權利與責任的成功協商。

當代最富盛名的醫學社會史教授羅伊，波特便主張：「是先有療養院的存在，而後為了處理眾多病患，才有精神醫學的發展」換言之，為了治療病患，心身治療的技藝才得以開拓，療養院成為（當時）恢復精神健康的優先選項。

另一方面，精神病人在過去也並不一定被污名化。那些頭髮有雜草、衣衫襤褸的瘋子或傻子，有時候被冠以「唯他獨醒」的美名。希臘思想家把「神聖的瘋狂」與「藝術」作連結，這是對精神病人的一種神秘化、藝術化、浪漫化。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有時候被認為就是瘋子，而他們自己也樂於從夢境與幻想等瘋質中，找尋創作的靈感。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之中就把「瘋人、戀人、詩人」的想像力作並列，而德萊頓（John Dryden）的詩也說出類似觀點──偉大的智慧與瘋狂，只有一線之隔。

文藝復興以後的人文主義者，尤其鍾愛一種悖說：在一個卑賤的守財、自私、獨裁的世界中，傻子，不論是半瘋、真瘋、還是假瘋，仍是社會裡唯一清醒的人。可見，瘋狂一再披上不同的外衣，體現著多方面的社會複雜意義。

那些充滿奇想或創造力的正常人與瘋子或傻子間的分野，並不是命定的。在不同的時空與文化裡，誰瘋狂、誰正常，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英國作家伯爾特（Robert Burton）便宣稱：「我們都曾瘋狂」。

也許正常與瘋狂，只是一道彼此滲透的光譜，而非截然區分的兩個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也是我們身為人而能夠彼此關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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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Ox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