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是留存於體內的毒性壓力，它存在於非語言的右腦，干擾安全依附。許多時候，人們就算沒有受到甚麼外界困擾，也可能在一個人的晚上突然感到一陣悲傷難過，這可能代表著潛意識的創傷在暗地發作。

調節與控管壓力，幾乎是都市人每天都需要的自我療癒任務。童年毒性壓力與創傷發作時，大腦的思維和語言區域活性（即理性與思考能力）會開始下降，人們變得很難再依靠邏輯和語言來自我幫助。一開始，人們處於過度警覺和情緒化的「過度喚起狀態」，然而當承受壓力過久，人就會被壓垮，最終陷入麻木、癱瘓與崩潰的「過低喚起狀態」。

為能夠讓自己再次理性地思考和有效自我調節，回到壓力不過高也不過低的「彈性狀態」，我們需要基於身體本能、讓大腦各區塊重新上線工作、恢復身心聯繫感的技巧與練習。好比壓力來臨時，我們未必得思考發生了甚麼事，而是改為「追蹤」（Tracking）身體發生的事，只集中去感知身體的知覺，其實就能安穩情緒。

我們可以嘗試下面四個技巧：
（1）揉捏身體：將一隻手放在另一隻的手腕上，深深感受皮膚被揉捏、施壓、放鬆的感覺，過程中可以調擠壓的速度、深淺、角度、方向等，作多元的感受。
（2）體察身體：把手放在胸前、腰間或肋骨旁，呼吸時深深感受手掌有著怎樣的觸覺變化，那些體內的膨漲與收縮、溫和與放鬆、起伏跳動。
（3）移動身體：由於壓力反應會讓人想要行動（戰/逃），所以我們可順應本能，移動身體來釋放這些肌肉裡頭的張力，如去深深感受伸展手臂或推一面牆的感覺。
（4）改變身體：童年毒性壓力會讓人習慣彎腰弓背，所以當壓力再臨時，就會傾向喚起同樣的肌肉姿勢，因此反其道而行，試著抬頭挺胸坐直來扭轉身體感受。

各種「正念冥想」的方法，都主要透過專注於身體感受，而非試圖改變或評價它，好用全然的好奇去回復身心平靜。面對情緒感受，要學會放下「這感受太糟，我無法忍受！」的想法，而改為「這只是感覺，我感受一下，而且感覺並不是我的本質！」的態度，用非責備或非挑剔的方式來重建受長壓力壓跨的自尊。

「自我慈悲」練習能有效回應情緒，我們可以默唸與承認：
承認我們正在遭受痛苦 → 承認每個人有時都會受苦 → 此刻我可以自我慈悲。

接下來，試著每週、每天的進行練習：
（1）找一個二十分鐘內都不會被打擾的地方，把雙腳平放在地板、坐直、但肌肉要放鬆。閉不閉眼都可以，試想像身體像雄偉的山，不論陰晴都能穩坐，在身體的呼吸中休息。
（2）留意呼吸，在呼吸時感受體內的情況，感受腹部、肋骨、胸部、心跳、鼻子等，好奇地觀察各身體部位在呼吸時有著怎樣的感覺。若腦袋有一些想法冒出來拉走注意力，就耐心地、輕柔地把想法和注意力都送回至呼吸的節奏裡頭。
（3）回想最近令自己稍微不安的情況，這可能是工作或家庭上感到的拒絕或憤怒，讓自己保留關注但不評判這些情緒感受，在這樣的空間裡留意身體哪個部位會因此有所不適。
（4）在身體承受不適的地方吸進慈愛，想像自己被慈悲的力量包圍、去抱住內在小孩，直到小孩停止哭泣，並開始重新去玩耍。
（5）把一隻手輕輕放在承受不適的身體部位上，想像自己是慈愛的父母般珍重著自己。專注呼吸，直到慈悲充滿身心，舒緩下來，說出「我要快樂、我要安心、我要完整」。

參考：《背負創傷長大的你，現在還好嗎？》（幸福文化出版）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就是自信不起來，面對壓力會當機，無法正常地思考；不明白為何想去好好愛人，但到最後都在傷害別人；想要努力幫忙別人，但後知後覺自己才是最需要幫忙的人……這些可能與童年的創傷有關！

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是一種從童年便累積下來的毒性壓力，它的影響力會像烙印在大腦上的魔咒，持續地影響生活和自我意識，產生新的問題。

為處理壓力，首先，我們要去界定不同的壓力性質：
●「良好的壓力」：會挑戰但不壓垮我們，人能夠控制情緒，在適當壓力中繼續作決策和表現；
●「可忍受的壓力」：引起戰或逃的身心變化，是面對困難或危機時階段性的壓力反應；
●「毒性壓力」：淹沒性的，持續很久、力度很強，在健康、工作、人際關係、判斷力、衝動控制、靈性與自尊等層面都有損害性的衝擊。

有研究指出十種與童年創傷相關的因子，分別是：
● 三種虐待：性、身體、心理的虐待；
● 兩種忽視：情感忽視和身體忽視；
● 五種家庭功能失調：父母離婚或分居、目睹照顧者被暴力對待、家人酗酒或吸毒成癮、家人自殺或罹患精神病、家人入獄坐牢。

上述童年創傷經驗與罹患身體疾病高度相關，如肥胖、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自體免疫相關疾病、生殖問題、不明疼痛等。身體的不適往往進一步加強自卑、憂鬱、焦慮等負面情緒。而不幸的是，童年逆境經驗似乎會一再發生，創傷復原專家 Schiraldi 指出「與家庭壓力有關的傳統童年創傷經驗，似乎比社會層面的壓力更容易影響健康及其功能」。

要處理童年逆境經驗，可以先從覺察自我當下和曾經的逆境開始。如果在 18 歲以前經歷或目睹以下項目，代表我們應該為自己身心多加注意：
1. 失去父母或監護人、親密家人或朋友
2. 遭受家庭暴力或受到威脅
3. 有暴躁易怒的父母或照顧者
4. 為了達到父母的要求而焦慮
5. 母親有產前或產期壓力
6. 兄弟姊妹太多，到不到父母的關懷
7. 社區、鄰里或學校出現暴力行為
8. 被孤立或排斥，沒有親密的朋友
9. 生活貧困、無家可歸、戰亂、移民困苦
10. 因殘疾、種族、出生地、性取向等被歧視

上述各種創傷記憶，往往像是難以拼湊的碎片一般，能被回憶起的多數是帶有強烈的情緒感受且未必能清晰記得發生了甚麼事情，有時無關緊要的事也會突然觸發創傷記憶，那是人在生存模式下得去戰或逃的反應。因此，創傷也被視為一種被喚起的情緒景象。

辨認出逆境經驗以後，下一步就是處理創傷的態度與方法。如果人們能夠為創傷記憶想像出別的結果，心裡新的景象就可以逐漸取代原有的創傷景象，一步步為我們的大腦作毒性記憶的排毒。

把痛苦的記憶埋藏在心底是不會好的，但如果跟懂得關愛他人的人談論童年創傷，保守秘密的壓力在減輕後便能有所療癒。認知到自己有很強的復原力才能熬過童年，也是面對童年逆境經驗的重要內在力量，但進一步的處置可以是走一段心理治療。

熟練的創傷治療師就像教練或嚮導，在技術及情緒上都給予方法與支持，在安全的合作中重新面對毒性情緒記憶，讓記憶不再固定不變，而是能向前發展，好消除讓人痛苦的層面，記憶便能重新整合。

但由於創傷記憶主要儲存在非語言的右腦，因此能動用各種技巧去重新連接大腦的治療方法才能有效修復創傷，好比：身體療法、藝術表現療法、眼動心身重建法、情緒釋放技巧、夫妻情緒取向治療、以及具同理及關係取向的心理動力治療等。治療目標是讓身體和右腦（創傷所在地）感到安全與平靜，同時，也體驗安全與平靜地重新連接和化解創傷記憶的氛圍。

參考：《背負創傷長大的你，現在還好嗎？》（幸福文化出版）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跟大眾想像有點不同，憂鬱症並非把人們變成無法生活的廢物，而是以特定的方式影響人的思考與行動，最終讓患者感受到自己像是日久失修而損毀的機器。好比作家 Jeffrey Smith 把自己的憂鬱症形容作「停格的動畫」，每天都過著失去行動力、社交動機低、難以入睡的日子。因此，在外觀上對事情變得越來越冷淡的憂鬱患者，其實內在常常在自責：我沒有用！做不好！

憂鬱患者的自責聲音是來自「做事的文化」壓力：社會常常在傳達一種「沒產能=廢物」觀點，使得憂鬱而無力工作的人被進一步貶抑。負向的心情不斷強化負向的認知基模，而負向的認知基模又反過來放大負面情緒，最後導致憂鬱症狀的頑強與持久性，深度憂鬱的發作往往會持續六個月或是更久。

不過，憂鬱症患者一定要保持希望感，因為在醫學研究上憂鬱症屬於「自限性疾病」（Self-limited condition），表示它會自行終結，大多數人都可以脫離憂鬱症！從病發到住院，1/3 人在兩個月後會逐漸恢復；追蹤觀察下來，半年後約有 1/2 的患者已經完全康復；而即便是持久的憂鬱，在第五年後亦有近 9/10 的康復率。

「自限性疾病」的自癒保證確實令人安慰，但仍需要醫病雙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撐過「我何時才會好？」的煎熬時期。相反，病症拖得愈久，康復的時間仍是會拉得愈長。有研究發現困於憂鬱超過三年的病患，所需要的復原過程就會拖得更久，因此及早消除憂鬱因子對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正規的治療」是改善憂鬱、加快康復的重點。

慢性憂鬱有許多構築和維持的因素：好比神經質的性格、具壓力的作息混亂、長期關係不和睦、人際關係中常發生衝突、或童年時遭受但未處理的創傷等等。如果能及早消除部份因素的負面影響，就可能抓緊憂鬱症的初期改善的機會。

抗憂鬱的藥物治療、認知行為、正念、人際治療，乃至一些支持性的心理動力取向心理治療，都是能有效與藥物配合，加速療效的介入方法。

大概有 3/5 的憂鬱患者能在服用藥物的頭兩週就顯著的病情改善，有好的預後，因為早期改善使康復的過程變得更完整，甚至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對未來的希望感又進一步擊退了低落情緒，即藥物幫助人儘早恢復問題處理能力，減少問題堆積與結合下的複雜性與無助感。

許多憂鬱症初期就逐漸改善的人們都有嘗試運動、保持活躍、維持正常作息、接受治療、遵從回診、以及嘗試充分利用自己所身處或擁有的社會支持網路，不因為遇到挫折就從上述支持因子中退出。一些病患需要的只是身邊環境的善意，只要體驗到一點點的正向感受，就能催化行為的改變，讓患者重新投入互動與交流，繼而讓好事物出現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有研究指出「全新開始」(fresh start) 事物，如財困的單親媽媽遇上穩定的經濟支持人物，這個注入的困局的「希望」有時候就能夠讓根深而慢性化的憂鬱開始朝正面地發展。因此，儘早開展治療，建立穩定的社會支持系統，憂鬱其實不可怕，我們宏濟醫療團隊會跟你一起面對！

參考：《憂鬱的演化》（左岸出版）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人類是從歷史中慢慢演化的生物，憂鬱感受是適應作用的成果之一，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心情低落也有其好處，像是在白費力氣的目標上按下中止鍵，或讓人屈服於困難而選擇放棄，從而生存下去。心理學家 Abramson 和 Alloy 認為低落的心情能夠讓人精準分析自己的處境，所以低落給人帶來的好處被稱做「憂鬱現實主義」。

雖然憂鬱感受能帶來一定的適應好處，但我們也不能輕忽相對應的壞處。重度憂鬱患者會產生很扭曲的認知，比如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壞的惡人、覺得自己是沒有價值的垃圾，患者也常常經驗到無法好好思考，執行功能及注意力都明顯的減弱。

在一項「尾部懸吊試驗」的動物研究中，小老鼠頭朝下、從尾巴被懸吊起來。研究發現動物在無法逃脫的緊張狀態下，起初會出現以逃脫為導向的動作，後續會停止嘗試，變得靜止不動。相較起來，人的情感系統在我們被天花板倒吊時，大概也會做出同樣放棄掙扎的決定，這種身心運作的衰竭現象，模擬了「輕度憂鬱」可能發生的引發壓力源。但當壓力源消失，憂鬱情緒很快就消失。

心理學者 Rottenberg 認為「深度憂鬱」是指符合現今精神診斷的情感疾病，而較溫和的形式則稱為「輕度憂鬱」，它有適應的好處，並且是前者的先兆。許多健康深受憂鬱影響的重度患者，在一開始都是從淺度憂鬱開始的。我們常常忽略輕微的憂鬱徵兆和症狀，以為心情低落、身體疼痛、失眠等會隨著時間自行緩解和康復起來，但其實輕度憂鬱症可能會影響很長時間，還有很大機率逐漸發展成重度憂鬱症。

輕度憂鬱需要人們更多的重視。有研究表示，人是情緒的主動參與者，大部份人在壓力消失後都能快速恢復過來，甚至會採取行動改變壞心情，比如：出去散步、跟朋友打電話、聽喜歡的歌曲等。但是，輕度憂鬱症的影響遠大於一般心情低落。

輕鬱的底層種子可分為三種：事件、性格、生活。當人越長時間無法理解一個負面經驗，就越難康復，或當負面事件發生在童年，會花更多時間去修復；而每個人的情感反應也有個體差異，不同的人性特質影響我們面對危機時的感受與反應。不過生活中越健康的作息、越自然的生活，越能幫助人們免於情緒低落的侵擾、有效提升情緒抵抗力，如曬太陽、放下手機、準時睡覺等的生活秩序等。

當上述事件、性格、生活的三個層面被擾亂時，低落情緒就會逐漸發展成「持久」的疾病，並在某些壓力下就會惡化，陷入深度憂鬱症。研究指出日後憂鬱症狀減輕也不代表康復，人們很可能仍在困境中掙扎一段長時間。換言之，一旦放任憂鬱從輕度變成深度，身心的受損時間和程度都會讓康復之路變成持久的抗戰。這種長期無法擺脫壓力而導致的重度憂鬱，被心理學家 Seligman 稱為「習得無助」：人變得不太感到飢餓、睡眠變少、體重變輕，進一步的社交隔離，會造成憂鬱的惡性循環。

與人的情感接觸是治療憂鬱症的起點，而在我們的經驗中，心理諮商與治療往往是重始起點的催化歷程。

參考：《憂鬱的演化》（左岸出版）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如果今天問問身邊親友：「誰自己或認識的人曾受憂鬱症或相關情緒困擾過？」可能會多於一半人舉手。時代的相對開放，讓憂鬱症成為能公開談論的事，降低了社會目光的壓力，抗憂鬱症的藥物及醫療資源比過去也多了不少，然而罹患憂鬱症的人口卻越來越高，還有年輕化的趨勢。

憂鬱症的診斷說明了一些事，同時引起更多的提問。比如，病人想知道「症狀」的意義，為什麼發生在他的身上？就現在的主流說法，症狀都是多重構成的：從大腦的缺陷、認知與思想的因果、童年影響力、家庭與伴侶的動力關係，和社會結構的壓力。

今天如果到精神科求診，一般都會被告知憂鬱症是內分泌失調的生物因素導致，因此服用各種憂鬱劑是最常見的介入方式。但多年來也有不少研究指出，有三分之二以抗憂鬱劑進行治療的人仍受到症狀困擾；即便初期對藥物反應良好，也有半數的青少年從重度憂鬱症康復的五年後會再度發病；認知行為治療（CBT）的療效和抗憂鬱劑也差不多。換言之，我們無法把憂鬱症簡單歸納到生物缺陷因素。

心理學學者羅勝伯格（J. Rottenberg）認為今天需要一套新的「情感科學」診斷與治療的典範。他認為「憂鬱症源自缺陷」的概念令我們卡關；如果細看憂鬱，憂鬱症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心情的持續低落、麻木、空虛、悲傷、失去激動或高興的感受等，所以本質上這是以「情緒」為中心的疾病。但人的情感不只是「生氣」或「悲傷」的文字，小動物沒有語言文字卻也有影響行動的情緒，因此情感是包含完整「身」與「心」的意義，就好比「悲傷」不是一種既定的理解方式，它還是一種消沉的姿勢、負面的感知與記憶。

面對現代人各方面的生活條件比過去都好，受到疾病或飢餓的威脅遠低於上一代，但是罹患憂鬱症的比例卻有增無減的情況，羅勝伯格說「智人有一個不怎麼光彩的特點，這個物種可以在沒有重大環境衝擊的情況下變得憂鬱。」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情感世界其實是一種「整合的系統」，它持續接收內、外世界的資訊，總結出那些有利於及有害於目前生存狀態的行為與目標，情緒系統監控著生存的壓力，影響日常行為與表現。換言之：人有解釋情緒的傾向。

人們使用語言、邏輯、分析去試圖理解困局。當人們用「思考」來對「情緒」作反應時，往往就以為情緒像數學般有公式與正確答案，但事實並非如此。智人「問題解決」傾向雖然能加強適應性，卻往往在低落情緒面前碰壁，教人越想越低落。當「思考」無法「處理」掉「情緒」時，人們對自己的思考能力就開始失去自信，在不安裡更難認清問題的本質或組成，最終使得「思考著走出憂鬱」成了「走入憂鬱」。

因此，人們需要一種不是那麼「思考」的解決方法，如改為去暫停思考、抑制處理欲、放下自我批評。今天一些接納及正念的治療取向，正是讓人允許心中存有負面想法，建構心中的自我包容，不讓智人的思考模式不自覺地把我們帶往憂鬱的路。

其實一個人在家中也可以嘗試思想的正念觀察練習，一開始可能專注時間和品質不如理想，但持續的練習將會慢慢看見正念的成果。你可以這樣開展：
(1) 用舒服的姿勢坐好，閉上雙眼，安靜下來；
(2) 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之上，注意呼與吸的流動；
(3) 持續這樣呼吸5-10分鐘，直至心神沉穩下來；
(4) 專注心智，觀察每一個出現又消失的思緒；
(5) 不去阻止思緒出現，也不阻擋他們消失；
(6) 把注意力慢慢回到呼吸上，直到再次沉穩下來；
(7) 想像心智像藍天，思緒像浮雲，不反應，只觀察。

參考：《憂鬱的演化》（左岸出版）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有一種很少被闡述的憂鬱與自卑，是與「心中的寶寶」無緣造成的──許多女性在懷孕之前，就在心裡醞釀著，想像日後自己寶寶的性別、彼此相處的樣子、跟鄰居一起聊孩子的事、計劃著未來等。懷孕的不容易或流產，往往造成一次重大失落。

一位C女士跟先生結婚前五年，享受二人世界和計劃生育之間沒有衝突。然而，當生小孩的想法越來越強的時候，C女士卻嘗試了一年都無法成功懷孕，那些一次次的嘗試與一次次的失望，使她深信自己是不會懷孕的。

直到一天月經遲到，C女士才在四次驗孕棒的證明下確信自己懷孕，把之前一年多的陰霾一掃而空。她開始閱讀各種懷孕書籍、網站或百科。可見即使嬰兒還未出生，但「母嬰關係」早已開始。另外，雙方的父母也已經準備好迎接家裡的新成員，一邊給予新手母親各種懷孕建議，一邊計劃著坐月子時自己能幫的忙。

然而，在孕期第九週C女士流產了，她失去的不只是胎兒本身，還有各種與胎兒的關係、懷抱的夢想、計劃和希望等等。親戚與朋友的安慰很快就會過去，沒有人知道流產在她人生留下了多大的缺口。

許多人認為妊娠後期的流產才比較傷心，而不太會把妊娠初期的胎兒視為「寶寶」，也很少意識到與之相關的「失落」。但過往這些觀念其實與懷孕者的主觀感受不一樣，許多女性與心中的寶寶有著深厚的連結，其失落與傷痛同樣需要身邊家人的看見，她們才能夠一步步走出陰霾，再次擁抱懷孕的希望。

1986年由 Spencer Rowell 拍攝的一張「爸爸與寶寶」海報曾在全球大受歡迎。這張由位肌肉男溫情注視懷中的寶寶照片，據說是當時每個新手父母必買的海報，正版海報在全球大賣五百多萬張。由此可見，除了母親，把頭靠在肚子上跟胎兒說話的爸爸，也在懷孕時投入「父嬰關係」。因此，流產對父親的影響，是最常被忽略卻十分重要的議題。

(準)爸爸參與在另一半懷孕的過程中，他同樣有著複雜的情緒感受和失落，但是男性的哀傷情緒往往以不同方式表達，在研究上也常常發現他們的情緒被誤讀、低估或忽略。許多妻子其實沒有發現她的另一半也因為流產而有負面情緒，還誤以為他們「不懂」自己而疏遠對方。

作為流產的旁觀者，男性通常會壓抑感受，加上文化上要求男性去支持和保護另一半，因此他們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心裡的哀傷。就像一位情緒複雜的男性在諮商中說：「我很好，真的，太太想太多了…」但在諮商開展後，這位男性便能慢慢表達出自己的感受：「當爸爸其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他從小就期待自己會成為父親、擁有小孩。

研究的確發現，面對如流產的失落事件，男性的求助率是普遍低於女性的。英國喪慟慈善機構發現每四位求助者，只有一位是男性！但該機構指出：「這不代表男性不想要關懷，只是有可能想要的方式跟女性不一樣！」

其實父職參與（involved fathering）的概念，是1980年代才開始的社會觀念轉型。男性參與傳統上女性化的育兒工作（如餵食、安慰、打掃、煮飯、上下學接送），把投入職場的任務交到女性伴侶身上，時至今天仍不是主流，但至少開始得到社會的接受。那同樣，男性因為女伴流產而有的心理困擾，能否被社會看見仍是一條在走的路。

參考：《生命的邊緣》(和平國際)

文字：本院 林永淳 社會工作師

社會工作的雙元觀點重視「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指出個人的問題不僅是個人因素造成，也與社會因素密切相關。

而在精神疾病的個案中，社會工作師須同時關注患者的個人問題、家庭環境及社會背景，透過全面的評估擬定適當的處遇計畫。

精神病人的個人問題往往涉及到其精神症狀及行為表現，社工師須了解患者的病史、病情及治療方案，引導其進行心理治療及藥物治療

另外，病人的社會背景對其疾病的復元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透過了解患者所處的家庭和社區環境，以發現潛在的復元因子或困境，例如家庭面臨的經濟壓力、病人的社交隔離、缺乏就業機會等，透過協助連結社會相關的資源，能促進個案及家庭復元力的提升。

社會工作者透過「雙元觀點」與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擬定處遇治療計畫，使得病人能接受更全面的評估，幫助患者提高生活質量和社會參與度。

文字：本院 方信閎 社會工作師

當前全球性的慈善事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很多名人都投身到這個領域，通過各種方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們。他們的付出，是非常好的勵志故事。

例如，美國的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是一位著名的演員和慈善家。他從小就參與慈善事業，並一直致力於幫助兒童和青少年。他和他的團隊通過各種方式，如籌款活動、公益演出等，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人們。

特魯多也非常關注心理健康問題，他成立了一個名為「心靈公園」（Mind Park）的機構，專門為那些患有心理障礙的人們提供幫助和支持。

特魯多的團隊利用各種心理治療方法和技巧，幫助這些人克服心理障礙，找到自信和勇氣，並重新獲得對生活的信心和熱情。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和挑戰，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而是堅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和目標。他們的付出和努力，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帶來了改變和影響。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只要堅持不懈，這些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都會如同鏡子映射，並導引我們往光茫出發。

文字：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

有一些家長是為了「小孩」的教養問題及相處學問而求診心理門診的。離異父母之間常常有情緒的拉扯與衝突，這都會給孩子帶來影響，但孩子的問題並不好辨認。這些問題主要呈現為以下三種：

（一）忠誠兩難
很多時候，小孩子基於對同住方父母的「忠誠」，擔心與非同住方父母的會面會否讓同住方父母不開心，甚至想及自己要是表現得高興，也是一種「不忠」行為等，便會在跟非同住方父母見面時，表現出不在意、拒絕、冷漠、哭鬧或生病等。
非同住方父母以為小孩不喜歡自己、同住方父母以為小孩不喜歡對方，但這其實是父母雙方都沒有懂得小孩子內心的矛盾與苦痛。

（二）焦慮各種可能情境
一旦父母離異，小孩子往往心裡埋藏著十分複雜的情緒。他們可能會因為「擔心」或「想念」非同住方父母，而在腦內轉彎再轉彎，把事情想得更複雜。
比如說，他們會擔心彼此會否從此變得生疏和陌生、害怕非同住方父母已經忘記自己、焦慮而不知道在會面時該怎樣表現、也可能害怕被非同住方父母帶走的可能。

（三）心理反應於生理
心理總會以某種形式影響生理，這在小孩子身上特別明顯。如果上述種種心理壓力無法得到處理，便可能反映在生理問題上，孩子可能會以頭痛、腸胃不適等不適症狀表現。
在家庭動力上，這些不適症狀是有功能的，如借機會中斷與非同住方父母的會面，以此保住了對同住方父母的忠誠。藉此，小孩子就能用症狀去避開內心複雜的矛盾感受。

另有一些家長是因為與離異方父母見面及相處的問題，而求助心理門診的。他們常常表達不知道如何控制情緒，或不知道有甚麼相處會面時的注意事項。有時候，只要父母試著站在互動的主角──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一下，便會體會到下列三個會面時應注意的事項：

（一）不在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的說對方的不好
當父母的要試著理解到不論離婚當中有怎樣的爭吵、對對方的憎恨，小孩子對兩邊父母的心情與感受，都是十分敏感的！小孩可能會為了同住方父母的生活更穩定、迎合同住方父母的做法，即使想念著非同住方父母，仍可能會違背自我意願而拒絕會面。
向同住方父母表達忠誠的做法，其實無形中也傷害了自己的心。因此，不只要避免有意無意的說對方的壞話，同住方父母更要試著向孩子表達自己「同意他們與非同住方父母的會面」。如果孩子會因為前往非同住方父母的會面而感到不忠與內疚，那同住方父母也可以表達以下想法：雖然自己也想念孩子，但也希望他能與非同住方父母有愉快的相處。

（二）幫孩子做好心理預備，協助孩子攜帶需要的物品
小孩前往非同住方父母的會面時，常有著矛盾的心態，他們可能想去但不敢去，或者不想去但被逼著去。因此，為了友善地促進孩子與非同住方父母的交流，同住方父母應該提前三天，提醒孩子要在何時何地跟非同住方父母見面，而不是在一天的行程中突然打斷孩子的活動便拉著他去赴約。
如果孩子已經是學齡後，同住方父母也可以協助孩子製作行事曆，清晰安排跟非同住方父母的見面，讓孩子知道這是一個可控的行程，以做好心理準備。

（三）離異父母在會面時，應和平互動
在許多社工或家事協調員眼中，孩子最不想跟非同住方父母碰面的一大原因，是害怕看到父母雙方在過程中再次爭吵起來。因此，在預定日期交付孩子給非同住方父母時，同住方父母可以主動且友善地告知對方有關孩子的近況和健康訊息等。而在會面結束後，非同住方父母交還孩子給同住方父母時，也可以簡單交待剛才會面時對孩子的了解和看見。
如此，在會面的來回過程中，雖然父母雙方已經離異，但孩子仍會看見和平相處的父母，得到安心的感受。

父母可以因不合而異離，但小孩有著享有與雙親見面相處、用他們自己的真實感受去互動的權利和機會。俗語說，不是每個人天生就知道怎樣當父母，所以有需要時，不妨尋求心理師諮詢意見，辨認孩子問題、調整相處模式，修通情緒兩難，讓離異家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繼續找到自己的快樂。

參考：《釋手聯談》(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

文字：本院 吳淑娟 護理師

治療性溝通為護理治療重要的鑰匙。治療性溝通技巧與非治療性溝通行為之差異在於使用之時機和功力多寡，所以懂得察言觀色、因時制宜 、拿捏分寸、心領神會。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基本要件，會不會聊天不會怎樣，會聊天就讓人感覺很不一樣。

練功夫小技巧：

運用同理心、運用治療性沉默、傾聽、接受、提供自己、提供資訊、拓寬話題、引導溝通持續、鼓勵描述感受、給予認可、提出所觀察到、集中焦點、重述焦點、探索、反映、提出懷疑、指出事實、澄清、面質、將事件依先後次序排列、對字句涵意尋求共識、建議共同合作、說出暗示之意、說出話語中的感受。

治療性溝通是一扇門，打開心扉的門，它可以拉近我們的距離傳遞「善的力量」，因為一顆真誠關懷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溝通原則與技巧。

以愛心為出發點，不斷充實專業知識，試著將心比心，進入個案的世界，傾聽個案的心聲，樂在助人工作。平日與人相處，就可以來磨練自己的功力，可注意語言與非語言之溝通，學習以同理心，傾聽他人的困擾，練習如何用語言扶助疲乏、生病的人，尊重他人，說造就肯定人的話。

相信人人都有一顆純潔的心和善良的初衷，而我們只是將語言和陪伴變成魔術成為最有溫度的「治療性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