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本院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靈魂到底是甚麼？這是一個哲學暨心理學的問題！哲學家笛卡兒把「心靈」（psyche）等同於非肉身的「靈魂」（soul），這也是人類之所以比其他物種更高貴之處。

另一方面，靈魂在哪裡？笛卡兒認為心靈或靈魂是棲身於松果體之中，後來醫學界認為心靈是住在延腦、紋狀體或胼胝體裡。無論如何，心靈都彷彿只是居住在機器裡的神祕幽魂，但這個幽魂又是如何與身體連結與互動的呢？這就是一個「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醫學觀」未能回答的問題。

再者，靈魂會生病嗎？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醫學觀假定「意識」與「理性」等同，那「瘋狂」就必然被視作源於「身體」的疾病，如器官、神經、大腦、遺傳之類的問題所造成。但是把瘋狂問題身體化之後，「精神疾病」便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笛卡兒的理論預設了心靈是不會生病的。

進一步而言，如果精神疾病只是「身體」的問題，便很容易造成「精神病人的話語只是胡言亂語，沒有意義」的結論。面對醫學權威對病人聲音的忽視，不少精神病患者都提出抗議。在英國，筆名為 Warmark 的精病患便在自傳中強調：「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不知道另一半的人如何生活，尤其是瘋狂的經驗總是不被旁人理解！」

抗議者還有詩人克萊爾（J. Clare, 1793-1864），他在1831年起在數間療養院度過他的餘生，他說：「他們切下我的頭，從耳朵拿走所有的字母、母音與子音」。另一位生病的作家珀西瓦爾（J. T. Perceval, 1803-1876）在住院期間，認識到醫護人員未曾認真聆聽他的要求：「他們從未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些甚麼，為甚麼我要服用這些藥物。他們也從未問我：想要甚麼？喜歡怎樣？會不會反對這樣或那樣？」

直到1974年，仍然有英國精神科醫師 R. Hunter 與 I. Macalpine 主張精神病患罹患的是腦部，而非心靈的疾病；因此，病人的話語只是痛苦的呼喊，沒有聆聽與理解的必要，醫者不必多花時間去跟他們聊聊。諷刺的說，這種醫護觀正是把精神病患者當作沒有情感、意志、判斷或感受的木頭人。

是自1750年開始，上述身心二元論及引發的醫護觀才有了緩慢的轉變。哲學家洛克認為感覺資料在轉化成意念的過程出錯，才會引致瘋狂的問題。庫倫（William Cullen）醫生延伸此觀點，主張瘋狂是源於神經的過度刺激，是神經系統失調所致。庫倫的學生阿諾德（Thomas Arnold）進一步區分出「想像性瘋狂（幻覺）」與「概念性瘋狂（妄想）」。這些思考的轉變，一步步把瘋狂視為一種心理病變，並在20世紀導引出各派心理治療的發展。

今天，精神醫學的主流逐漸回到「身體－大腦」的潮流上，遇上精神症狀，就是讓病患吃各種的精神藥物，與之抗衡的是強調自由與政治正確的「後現代」潮流，認為精神醫學與診斷都是污名化個案，極端派還會拒絕藥物介入。

宏濟醫院的醫療團隊是如何想的？實事求是，讓證據說話！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好幾位醫師或心理師，都有長期投入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實務經驗），精神疾患是介於身與心的問題，因此在門診與住院治療中，我們藥物與心理治療並行，只求個案得到最佳的治療管理，重拾身心的健康。

雖然許多精神病患者的回憶與堅持中，總有一句「瘋子也是有理性的」，但他們的確又說著「我曾與前總統私通」或「上帝給予我令台北市重生的任務」之類的話，那要如何聆聽？我們不必把病人的話視為非理性的廢話，卻要找到方法尊重他的主體經驗！

「藝術治療」也許是聆聽以外的一種尊重。西方在過去的人文主義吹拂下，一些療養院已經會鼓勵病人從事繪畫，如伯利恆醫院的許多精神病患者，平日雖然有嚴重的幻想與妄想，但也產出了好幾位藝術家病人。直到1870年，精神醫學才開始注意病患的畫作，認為這些創作有著疾病診斷的價值。比如 Cesare Lombroso 醫生便在《天才》（1888）一書歸納出精神病患者創作中的若干特徵，如扭曲、重複、中東風味、古怪……試著從中找到診斷的根據。

然而，更多療養院體系的醫生們鼓勵病人創作，並不是要從中發現甚麼病理圖像來診斷，而是希望病人能夠藉自我表達，達到心理治療效果。我們相信透過他們的藝術創作，心靈的每一吋幽暗處也得以慢慢被理解與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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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Oxford.